2026年6月15日下午19:00至20:40，应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邀请，美国埃默里大学的罗马史讲席教授，古代地中海研究项目主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罗马史博士刘津瑜老师，在秦岭堂B518作题为“文本中的声量与缄默：以奥古斯都《功业录》为例”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姬庆红教授主持。
讲座开始于刘津瑜老师对于《功业录》写作的整体背景的介绍。《功业录》的拉丁语表达即Res Gestae，Res意为“事情”，“Gestae”意为“完成的”，《功业录》原意也为“已完成的事情”，是作为内战胜利者的奥古斯都以“胜者叙事”为自己撰写的自传。刘津瑜老师指出，奥古斯都所开创的“王朝”在当时是没有法理基础的，因此他使用了更加审慎的语言叙述自己的至高权利。
屋大维的生平经历
在屋大维之前，“奥古斯都”（Augustus）并不作为名字的一部分出现在罗马人的姓名中，刘津瑜老师指出，“奥古斯都”更多像是一个形容词，类似“神圣的”。屋大维的一生经历过多次“更名”，这些属于同一个人的不同名字是屋大维生平经历的一个个重要锚点。
屋大维生于公元前67年，他的第一个名字是盖乌斯·屋大维（Gaius Octavius），这跟随了其父老盖乌斯·屋大维的传统。屋大维的母亲是尤里乌斯·凯撒（Julius Caesar）的外甥女，在屋大维生父去世后，凯撒收养了屋大维，作为凯撒养子的屋大维的名字因此跟随凯撒的名姓，改为了盖乌斯·尤里乌斯·凯撒（Gaius Julius Caesar）。刘津瑜老师提出，此时屋大维的名字中还有另一个词“Octavianus”，拉丁语中，“-anus”这一后缀在姓名中出现时，则暗示了此人的被收养身份。然而，屋大维从未称自己为“屋大维”过。公元前44年，凯撒遇刺，屋大维成为凯撒指定的唯一继承人。随后，凯撒被神化（Divus Iulius），屋大维也因此被称为“神之子”（Divi Filius），意在强调自己与凯撒之间的联系。
公元前27年，屋大维取得了内战的最终胜利。在元老院的许可下，屋大维得名Imperator Caesar Divi Filius Augustus，自此，“奥古斯都”一词才正式地与屋大维建立起联系。公元14年，奥古斯都去世后获得了与凯撒相同的神化待遇，名字中同样出现了“Divus”。 奥古斯都的崛起与凯撒是息息相关的，在奥古斯都的生涯中，他本人同样表现出了超乎常人的政治敏感性。在凯撒遇刺后，屋大维起初并没有选择直接与元老院为敌加以清算，而是选择了与元老院站在一起，得到了他本应因年龄而无法得到的官职。在穆提那（Mutina）之战中，屋大维与元老院合作解救被马可·安东尼（Marcus Antoninus）包围的穆提那。因两位执政官的身死，屋大维成为了具有领兵权的官员。
随后，逃到东方的卡西乌斯和布鲁图斯意欲起兵反攻罗马城，此时，屋大维又选择了与安东尼联合，加之身为大祭司的雷必达，建立了后三头联盟，并于公元前43年的腓立比之战中彻底击败了共和派的军队。随后，返回到罗马的屋大维又投入到了与身在埃及、渐失民心的安东尼的内战，并在阿克提姆海战中取得决定性胜利，最终取得了内战的胜利。
《功业录》的文本表达与选择
在对奥古斯都的生平经历加以梳理之后，刘津瑜老师随后指出，《功业录》是奥古斯都作为内战胜利者，对于内战的讲述和对自身形象的主动塑造。这本身是一种对于自身记忆构建的主动竞争，通过自己对自己一生的回顾，抢夺对于自身历史记忆的主动权。
在《功业录》中，奥古斯都对于“国家”的称呼皆为“Res Publica”，即“公共的事务”。奥古斯都虽在后世的史学界中被视为是罗马帝国的首位皇帝，但他本人从未自称类似皇帝的身份（从凯撒的经历不难看出，罗马人并不喜欢独裁者）。《功业录》全文唯一一次使用的另一指代国家的词语为“Imperium”，在英译版中，这一词被翻译为“Empire”，结合上文即为“罗马人的帝国”。实际上“Imperium”本意为“治权、统治”，此处的本义即为整个世界都被置于罗马人民的统治之下。
在《功业录》全文中，作为奥古斯都一生劲敌的马可·安东尼的名字从未出现过，而仅以“factionis”（派系）一词在文中“缄默”地出场。刘津瑜老师指出，这与罗马人对于贵族的最高惩罚“除名毁誉”（damnatio memoriae）有关，在罗马人眼中，对于一位贵族的至高惩罚便是有意地不再提及他，逐步磨灭有关他的种种记忆之场，从而不再承认某人为贵族的一员。安东尼在《功业录》中便遭到了这样的对待。
奥古斯都将《功业录》的写作始于他18岁时，而非出生时，此时，他已是凯撒的养子，以其组建私兵“解放共和国”为功业之始，同时，18岁同样为神话中罗慕路斯（Romulus）建罗马城的年龄。刘津瑜老师指出，奥古斯都使用的均为“共和术语”，如西塞罗在喀提林阴谋后也曾称自己为“共和国的拯救者”。奥古斯都在全文中都坚称自己的权力来源为“罗马元老院与人民”（SPQR）。
《功业录》的权力与美德表达
刘津瑜老师进一步以罗马传统的政治概念为切入点，分析了《功业录》中奥古斯都关于“权力”与“美德”的表达。首先，在权力的阐述上，奥古斯都巧妙地运用了“Auctoritas”（威望）与“Potestas”（实权、长官之权）的区分。Auctoritas植根于罗马的贵族文化，其合法性由个人的“美德”来支撑。尽管奥古斯都不自称独裁者，但他实际身兼执政官、保民官、大祭司长（Pontifex Maximus）及“国父”（Pater Patriae）等数职，集大权于一身。然而，他刻意在《功业录》中强调其权力来源于“罗马元老院与人民”，并将权力与“美德”绑定，以化解罗马人对独裁专制的恐惧。刘津瑜老师特别提醒，奥古斯都面临一个法律困境：权力不可继承，只有财产可继承，法理上不能父子相传。因此，他极其强调“誓言”的重要性，特别是士兵对其个人和国家的效忠与虔诚，以此在法理之外巩固自身权力基础。
在美德的展现方面，《功业录》贯穿了罗马传统的四大美德：勇敢（Virtus）、宽恕（Clementia）、公正（Iustitia）和虔敬（Pietas）。刘津瑜老师重点剖析了“Pietas”的内涵。奥古斯都首先为自己披上为父报仇的外衣，追杀布鲁图斯与卡西乌斯。传统来看，布鲁图斯与卡西乌斯的自杀被部分罗马人视为“为自由而死”，但奥古斯都将其重建为对家族的“Pietas”。随后，这种私人的“Pietas”被提升至国家高度，例如战神庙（Mars Ultor）的修建，其初始目的是为凯撒复仇，后逐渐转化为“为国家复仇”的集体记忆，完成了从私人的“Pietas”到对国家的“Pietas”的转变。
而关于“Clementia”（宽恕），刘津瑜老师提出了一个极具洞见的观点：宽恕在罗马贵族文化中是一柄双刃剑。对于施与者而言，这是一种凸显自身优越性的手段；但对于被宽恕者来说，接受宽恕即意味着承认自己沦为政治上的劣等人，地位发生了降级。奥古斯都在《功业录》中以宽恕的姿态赦免政敌，实际上是在构建一种绝对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被宽恕者自此不仅欠下奥古斯都的人情，更在政治地位上低于施恩者，奥古斯都借此索取了被宽恕者的感激与服从。
除了对权力的陈述和对美德的宣扬，奥古斯都还运用了“拒绝”作为政治表达的策略。刘津瑜老师指出，奥古斯都拒绝“凯旋式”（Triumph）尤为关键。在传统的罗马政治文化中，凯旋式并非胜者的当然权利，而需由元老院和人民大会授予，这本身是元老院内部博弈的结果。刘津瑜老师强调，奥古斯都拒绝凯旋式的直接目的在于禁止这种仪式——不仅自己不举办，也不允许其他将领庆祝，以此避免让某一家族的功绩过度冲击集体记忆。这种策略旨在切断个人荣耀的过度宣扬，让那种“通过战功谋求政治地位”的旧制成为历史。因此，奥古斯都在其广场（Augustus Forum）的叙事中，整合了共和国、元老院与帝国的记忆，明确提出了“扩张已经完成，后人不必再扩张”的理念，转而将“和平”（Pax）作为后辈应持守的功业，由征服者转型为和平的奠基者。
结语
在讲座的最后，刘津瑜老师对本次讲座的核心线索进行了高度的概括与总结。她指出，《功业录》绝非一份平铺直叙的政绩清单，而是一部经过精密修辞编码的“记忆政治”范本。奥古斯都通过精心的选词、巧妙的遗忘、以及对罗马传统美德和古老仪轨的重构，完成了对共和国末期混乱记忆的一次系统性清洗。奥古斯都最为高明之处，在于他从未标榜自己创造了新秩序，而是始终坚称自己只是“恢复”了旧有的共和传统。他以“共和术语”为砖瓦，以罗马元老院与人民（SPQR）为名义，在共和国的旧外壳之下，以极其温和且合法的方式，稳稳地确立了元首制的法理与道德合法性。这不仅化解了罗马人对独裁者的天然恐惧，更巧妙地化解了其“权力不可继承”的法律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