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6年6月10日14:30-16:30
地点：秦岭堂B317
主讲人：晏绍祥教授
主持人：姬庆红教授
记录人：孙雨洁
2026年6月10日下午14:30至16:30，应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邀请，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名誉会长晏绍祥，在在秦岭堂B317作题为“如何认识罗马帝国主义——从蒙森到当下”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姬庆红教授主持。
讲座伊始，晏绍祥老师先就“历史创新”问题发表了看法。他指出，史学创新实属不易，不能一味追求所谓的理论创新，而应当首先吃透并承认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次讲座并非直接讨论罗马帝国主义本身，而是考察西方学界如何认识这一问题，重点关注学术与时代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后世学者对前人研究的推进。
本次讲座内容分为六个部分：一、罗马帝国主义讨论的历史背景；二、古代的解释；三、近代早期的看法；四、蒙森及其支持者；五、认知的转变；六、对哈里斯的反应。
一、罗马帝国主义讨论的历史背景
晏老师首先通过面积、人口等历史数据的变化，勾勒了罗马从城邦“弹丸小国”发展为庞大帝国的过程。到奥古斯都时期，所有意大利人已成为公民，而行省人口则是臣民，形成了少数人口统治多数人口的格局。
随后，晏老师解释了“imperialism”（帝国主义）的概念渊源。“Imperium”原指罗马官员的执行权，后来延伸为统治权，近现代又被引申为“帝国”及“帝国主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学者霍布森（J. A. Hobson，1858-1940）认为，现代殖民国家的帝国主义表现为宗主国对殖民地的直接统治与掠夺。列宁（Vladimir Lenin，1870-1924）则将其定义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然而，现代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概念能否用于古代？罗马实际上只直接统治意大利，并不直接管理其他地区。美国学者弗兰克（Tenney Frank，1876-1939）率先在罗马史研究中使用了“帝国主义”概念。此后，“帝国”不再必然与直接统治挂钩，“帝国主义”一词逐渐被罗马史学界广泛接受。
晏老师还简要对比了中国古代与罗马的“帝国主义”。他指出，中国古代用“帝国”指称内部统一战争是否恰当值得商榷，因此学界常转而使用“秦汉王朝”等称呼。罗马的“帝国主义”更多体现为一种权力而非直接统治，没有明确的边疆概念，势力所及即为疆土，这与后来修筑长城的做法不同。
二、古代的解释
关于古代史家对罗马扩张的看法，晏老师首先分析了波利比乌斯（Polybius，约前200-前118）。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1908-1987）认为，波利比乌斯的作品从未责问罗马是否挑起战争，而是默认罗马的战争是“正义战争”。埃尔斯金（Andrew Erskine）则持不同看法，认为波利比乌斯态度模棱两可：他详细描写了罗马军事制度的严酷与残暴行为（如屠城），从而揭示了罗马的可怕之处。考虑到波利比乌斯曾是命运不定的人质，在罗马生活了十几年，其对罗马的看法未必正面。事实上，波利比乌斯的作品既展现了罗马征服统治他人的愿望，也承认罗马的制度是为扩张而设计的。
其他古代作家如撒鲁斯特（Sallust，公元前86-前35）将战争的责任归于敌人。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前43）主张罗马进行的都是防御性战争，目的是保护盟友，属于正义战争。李维（Livy，公元前59-公元17）没有明确讨论战争与帝国主义，而是通过讲述历史故事，暗示罗马的战争是正义的。维吉尔（Virgil，公元前70-前19）在《埃涅阿斯纪》中则明确写道：罗马人要通过战争征服别人。总体而言，古代材料大多站在罗马立场。
三、近代早期的看法
近代早期学者对古代罗马材料做出了不同解读。菲尼克斯和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354-430）批判罗马：其成功只是世俗的成功，本质上是残暴的强盗，无法进入天国。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认为，罗马的自由导致了罗马的壮大。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在《君主论》中第一个系统讨论罗马的兴衰，在《论李维》中提出三点：罗马人的顽强；强干弱枝政策（将被征服者迁至罗马，征服越多公民越多，越打越强）；剥夺战败者的自由，迫使其投靠罗马。17世纪的西德尼（Algernon Sidney，1623-1683）认为，扩张是健康民族的本性，罗马的扩张出于本性，而自由制度保障了人才选拔与人民的顽强。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依据李维的《罗马史》写成《罗马盛衰原因论》，指出罗马人从未真心实意缔结停战条约，只是暂时中止战争，并且总将那些会使接受国陷入毁灭的条件强加于条约之中。
四、蒙森及其支持者
这一部分晏老师首先介绍了蒙森（Theodor Mommsen，1817-1903）的学术生涯与生平。蒙森渴望德国统一。在《罗马史》中，蒙森将罗马对意大利的征服视为统一战争。他将意大利的历史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意大利在拉丁人带领下走向统一的历史，二是意大利人统治世界的历史（即帝国主义问题）。
关于第一次布匿战争的宣战问题，蒙森认为罗马是正义的：意大利人统治墨西拿是好的，而迦太基统治会牺牲意大利的商业自由，罗马人是整个意大利民族的领袖。然而，李维记载了克劳狄乌斯的煽动性演说，其中明确表示对西西里的征服是出于掠夺财富——这更接近罗马人的实际想法。关于夺取科西嘉和撒丁岛，波利比乌斯认为罗马是趁火打劫，显得尴尬；蒙森则为罗马辩护，这出于其德意志统一的政治立场。关于第二次布匿战争，蒙森辩护道：它使意大利有了和善的邻国。关于征服西班牙，蒙森认为罗马没有求取领土的意思，得到西班牙只是偶然。关于征服希腊，蒙森的解释是：防止希腊和昔兰尼被马其顿吞并而导致马其顿强大；保护罗德斯和意大利的商业利益；保护帕加马等盟国；以及因喜爱希腊文化而希望保护希腊人的利益。
总体而言，蒙森的观点是出于领土统一的立场，构建了一套防御性帝国主义的基本路径：罗马的战争都是有道理的，都是时事所迫。
蒙森的支持者包括：弗兰克（Tenney Frank，1876-1939）站在民族国家统一立场，认为罗马征服意大利是统一，但罗马扩张源自内部要求，责任在平民；扩张是罗马的自然活动，传播了文明。奥洛（Maurice Holleaux，1861-1932）接受蒙森的看法，但认为精明的罗马政客不会仅仅因为喜爱希腊文化就去征服希腊，罗马是稀里糊涂地打赢了战争，主观上没有扩张意图。贝狄安（E. Badian，1925-2011）指出，帝国主义是健康民族的自然行动，扩张使所有意大利人加入，竞争愈发激烈，从而出现了庞培、恺撒等领导的大规模扩张行动。
五、认知的转变
意大利学术传统对罗马扩张持批评态度，认为其破坏了意大利文化。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1908-1987）指出，罗马的对外战争是有计划的行为。罗马不向同盟者征收贡金，同盟者若和平发展便会挑战罗马霸权。为了削弱同盟，罗马就派遣他们去打仗——这就是罗马从一场战争走向另一场战争的原因。霍普金斯（Keith Hopkins，1934-2004）在《征服者与奴隶》中提出：征服者需要奴隶；罗马精英通过军功获得晋升，从而推动战争；贵族之间竞争激烈（杀死5000名敌人才有资格举行凯旋式）。
哈里斯（William V. Harris，生于1935年）在其著作《罗马共和国的帝国主义》中提出：罗马几乎每年都打仗。政治原因在于：罗马由显贵统治，这些显贵既是平等又是等级化的竞争性群体；罗马官职很少，具有科层性与竞争性。为了获取官职和财富，必须积累军功，这使得贵族与战争深度绑定。平民支持战争的理由包括：追随精英、获取战利品、土地、殖民地、商业特权、掠夺奴隶、在行省放高利贷等。战争将穷人送到殖民地，掠夺带来大量现金，自公元前2世纪中期到前1世纪末，罗马公民获得了免税特权。罗马的制度与结构都鼓励战争，因此罗马的战争都是侵略性的。这一观点在西方学界引起了极大的讨论。
六、对哈里斯的反应
芬利（M. I. Finley，1912-1986）在《古代世界的政治》中某种程度赞成哈里斯，他从生产力角度出发，认为殖民扩张是解决内部矛盾的最佳手段。布隆特（P. A. Brunt，1917-2005）认为，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生产的落后，是扩张的基本动力。埃尔斯金（Andrew Erskine）指出：罗马与同盟者的关系鼓励了连续战争；更多的战争带来更多的同盟者，反过来增加了可利用的人力——“老牺牲者与罗马人合作，会分得新牺牲者的财产和土地”。制度上，官员和贵族需要军功获取晋升与荣誉，不同时期因素有所不同，但最终是帝国的来临把扩张遏制住了（皇帝对军事的把控）。埃里希·格伦（Erich Gruen）认为，物质回报不是罗马扩张的第一动力：战利品并非罗马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商人逐利但不能影响政策。罗马熟悉希腊化世界的政策，被希腊化国家拖入其体系之中，最终成为该体系的主人。罗森斯坦（Nathan Rosenstein）借用现代国际关系现实主义流派，提出罗马显贵知道战争的危险，罗马的扩张与其说是贪婪，不如说是为了自保——这一观点得到了许多响应。
结语：
罗马帝国主义是一个长久不衰的学术议题，每个时代都有人重新发问。不同学者的观点差异，往往反映了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关切。历史观念的演变是逐步完善的过程，没有哪个解释能够一劳永逸地终结讨论。随着时代进步，未来必然会出现新的观点或对原有观点的进一步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