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前语】在兰大，有这样一些人，以其乐教爱生、严谨治学的态度兴学育人、传承文脉，育人育德、甘于奉献，不断追求卓越，为学校发展奉献了整个青春，即使岁月逝去，依然以满腔的热情和不懈的努力，以榜样力量、让“银龄”成为“引领”，照亮着后来者的道路，用实际行动诠释着“自强不息 独树一帜”的兰大精神，让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得以传承不息。在兰州大学建校115周年来临之际，特开设“‘老兰大’与新青年的双向奔赴”栏目，旨在深入挖掘老一辈兰大人老有所为的奉献故事，见证新一代兰大青年如何从前辈们的足迹中汲取力量，跑好历史接力棒，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投身到教书育人、学术科研工作中去。
希望本栏目能如同一座跨越时空的桥梁，连接兰大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让岁月沉淀的思想智慧与蓬勃昂扬的青春力量在这里交汇、共鸣，激发所有兰大人传承与创新的无限潜能，共同书写兰州大学更加辉煌的篇章！
挺拔的身姿，浑厚的声音，墨迹未干的手稿，摆满书籍资料的房间，透过生活的一隅似乎可以窥见杨建新的学术一生。虽已耄耋之年，但岁月不曾抹去他眉宇间的沉稳自信。回忆起当年在学院科研和学科建设中的种种经历，杨建新仍感慨万千、激动不已，仿佛回到了那段爱折腾、不服输的年纪。说到了重要节点，言谈间他好像回到了那段“拼了命”争取、慷慨激昂、唇枪舌剑的时光现场。
个人向前迈出的脚步在时代的浪潮里是一朵奔涌的浪花，杨建新以坚韧执着、自信自强为脚注，乘风破浪、铿锵前行，走出的每一步路都留下了独属于时代的印记。
当仁不让：“糊里糊涂”学术路
大学时期的杨建新
杨建新对历史和民族学的兴趣萌发于那片多元民族文化的沃土——他的家乡新疆乌鲁木齐。1953年，他从天山北麓来到了黄河之畔的兰州，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兰州大学历史系。刚进入大学，杨建新就申请入党，大二时成为了预备党员。“我一直相信中国共产党，很早就认识到党的事业就是我的事业，国家好了个人才能比较好地发展，所以我对国家大政方针关注得多、接受得快、思想转变得快。”时值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兰大人文社会科学部分专业被转出，历史系面临师资力量不足、科研意识薄弱等问题。凭借不懈的自主学习和求知若渴的热情，杨建新仍旧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储备和历史学研究的开阔视野。
1957年夏，著名学者赵俪生到兰州大学任教，他的到来为历史系注入了新鲜血液和希望，也对杨建新科研目标的确立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就想成为像他那样的人，又能教学又能搞科研，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向。”怀揣着投身学术研究的理想和高涨的学习热情，杨建新度过了大学生涯。
“毕业时，系里的总支书记说派我去参加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工作，我当时愣头愣脑的，虽然不是很清楚具体工作是什么，但一口答应了。”就这样，杨建新被分配到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开展社会历史调查，这是他学术生涯中主动向前迈出的第一大步。此后面临的每一次机遇与挑战，他都以当仁不让的自信和迎难而上的冲劲为自己开辟了学术人生的旷野。
由于干事主动、点子多，杨建新成了东乡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的副组长，带着10多个年轻的大学生展开了社会调查和编写《东乡族简史简志合编》工作。“副组长有编写书的任务，我也就当仁不让。当时东乡族只有15万人，关于民族发展的材料无处可查，白天调查完了晚上就加班加点地写，好像不知道累似的。”在东乡调查的一年多时间里，杨建新与当地人同吃同住，阅读了很多少数民族文献，积累了民族学田野工作的经验，也树立了进一步研究民族历史与民族问题的学术理想。
杨建新在东乡族自治县开展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右一）
《东乡族简史简志合编》由杨建新主笔成书，这部10万字的简志填补了东乡族社会历史研究的空白。携调研成果赴中央接受审查后，杨建新留在审查组继续参加其他书稿的审查工作，由此创造了他科研生涯中又一个重要转折点——赴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进修。
“审查办公室的主任是中央民族学院当时的校领导，我就询问说能不能到你们学校去进修，他竟然答应了！学校也同意我去，我就‘稀里糊涂’去进修了。”1960年，杨建新赴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进修，在贾敬颜先生和王辅仁先生的指导下系统地学习蒙、藏民族历史及民族学理论，历时3年之久，为他一生的民族学研究和教学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深耕细作：学术年轮渐长成
1963年8月，杨建新回到兰州大学历史系任教，逐步开设了中国少数民族概论、蒙古史、藏族史等课程，并逐步将课程讲稿归纳撰写为《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一书，对西北地区20多个民族作了系统论述。70年代，中苏关系紧张，为揭露沙皇俄国侵略中国西北的边界问题，杨建新受邀参与编写《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得以较早摆脱困境，重归学术之路。那四五年的时间，他整日埋头在书堆里，翻阅了大量中亚相关的资料，逐步构建了西北少数民族和中亚地区的知识谱系。
1979年，《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编撰完成，第一章“历史上的中国西北边疆”由杨建新主笔，这段“拼了命”的研究经历让他的学术范围和学术眼界再次得到扩展，并逐渐形成了研究中华民族问题的基本路径。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西部大开发、国际贸易活动繁荣等政治经济形势的转变，杨建新注意到了历史学与西部开发的内在联系，以极具前瞻性的目光开展了对“丝绸之路”的研究。1981年，研究成果《丝绸之路》出版，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论述“丝绸之路”历史形成、分期分段、文化变迁、民族关系、历史作用的专著。初版问世后，杨建新又对书中内容进行了增补修订，于1988年再版，此后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在学界引起广泛影响。
1998年，时任甘肃省文化出版社社长邀请杨建新编撰一套献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的丛书，杨建新提出了一个自己思考已久的议题——各民族共创中华。就这样，在对民族差异性研究近半个世纪后，杨建新的学术视野逐步转向各民族共创中华研究。
杨建新论文集《各民族共创中华》
“中国各民族都是共创中华的主体，各民族的关系不是主体和非主体之间的关系，而是各民族共同创立了中华，包括中华的疆域、历史、文化、民族、精神等9个方面的共同创造。”“各民族共创中华”的观点是杨建新几十年民族学研究的集大成者，把民族学研究带到了一个全新的视域和高度，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自己做学术渐入佳境的同时，杨建新也言传身教，把对学术研究的热情和高标准、严要求传给了自己的学生。他对研究生特别严格，要求博士生毕业论文最少20万字，“把毕业论文写扎实了，就像一块敲门砖，拿上这个大砖头就可以砸开一扇大门，对学生一辈子的学问或工作都是个基础。”杨建新说道。
作为杨建新带的其中一个博士生，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洁说：“先生高瞻远瞩、学术视野非常宽阔，先生1980年前后写的论文今天再读，观点仍然不过时、表述非常准确。今天先生还在伏案写论文，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一些理论阐释，还带着后辈们准备编一本跟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相关的专著。”如今的李洁也将不间断学习、不断突破自我和甘坐冷板凳的精神传给自己带的学生，就像当年先生教导她那样。
杨建新和学生们的合照
杨建新已记不清给多少届学生上过课，但李洁细数他带过的研究生数量，博士生70余人、硕士生40余人。如今这些学生已经遍布天南海北，各自在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
折腾不止：学科建设“拼命记”
1988年至1998年这10年间，杨建新担任兰州大学历史系主任，同时也担起了人文社科建设“从无到有”的重任。“我这个人爱折腾，当上系主任以后也不知道‘天高地厚’，就想学着赵俪生先生把学术研究搞上去、把教学提上去，组织各种各样的教学和研究，鼓励老师们各显其能。”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杨建新的带领和不懈努力下，民族研究中心、敦煌学研究所、中亚研究所、苏联研究所等相继建立，创办了由国家出版局批准在国内外发行的《西北史地》《敦煌学辑刊》《苏联研究》等学术期刊，并以历史系为依托建立了“西北中俄关系史研究会”和“甘肃省丝绸之路研究会”两个省级学会，成为当时兰州大学乃至甘肃省的人文社科研究的重要阵地。
民族学博士学位授权点获批
“我想申请民族学的博士点，有人说肯定申请不上，我说‘我不能够不战而死，我总得战一下，战死也心甘情愿’。”面对质疑，杨建新毫不气馁和退缩，而是铆足了劲儿争取。1990年，学校获批民族学博士学位授权点，是兰州大学第一个文科博士点。
担任历史系主任期间，杨建新还组织申请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共有15个名额，全国一共30多所学校申请。“当时就组织大家赶快写申报材料，开了10多次会。在全国的申请会上我就拼了命地争取啊，为咱们历史系摇旗呐喊。”功夫不负有心人，1994年，兰州大学历史系成功获批历史学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基地，与民族学博士点一起，极大地提高了兰州大学历史学学科的地位。
1999年，在担任历史系主任已经“超期服役”后，杨建新听到消息可以申报民族学研究基地，主动辞掉系主任职务，转身投入到教育部基地申请工作中。“民族学全国只评5个，知道难度不小，我就组织上三四个老师拼死地筹备，包括写材料、申报、参加评审等。”带着民族学的丰硕研究成果和学校的大力支持，杨建新奋力争取到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获批，并担任中心主任。
2006年，民族学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民族学博士一级学科授权点，下设5个二级博士点。经历了半个多世纪跌跌撞撞的摸索，兰州大学民族学科已成长为民族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中坚力量，也使得兰大历史学在全国高校历史学重镇有了一席之地。
笔耕不辍：耄耋之年启新程
2014年，80岁的杨建新才算正式退休，但他从未停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考和研究。退休后有了更富裕的时间，他反而觉得“研究问题不着急了，琢磨得也更加深厚了”。退休后的10年时间里，杨建新陆续发表了五六篇论文，“我觉得这五六篇文章抵得上我以前发的几十篇文章”。
如今90岁的杨建新
“自强不息 独树一帜”的兰大精神是杨建新的奋斗底色，数十年来，他一直秉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俯身耕耘，自强自信、奋斗不息的理念让他挺起脊梁，最终结出独树一帜的累累硕果。
时至今日，杨建新走路时脊背仍挺得笔直，步履坚定有力。“不要管别人怎么看，我有我的优势，要对自己有信心。我这个人就是比较犟，总觉得信心是第一等的事情，有什么了不起的，你能做我也能做。晚一点也不要紧，一头扎下来慢慢弄。”
得时无怠，时不再来。从踏出大学毕业的那一刻起，杨建新就走在了学术研究的路上，生命的光辉爆发于每一次迎接挑战的自信和坚定。虽然他自己说“一次次被历史‘推向’研究”，但无论是毫不犹豫接下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的工作，还是“糊里糊涂”地去了中央民族学院进修，抑或是拼了命地全力争取博士点和研究基地获批，他从未停下主动前进的脚步。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一直往前走，就算刚开始不清楚往前走的意义，就好好干活吧，硬着头皮干、加油干，干出成果来、干出名堂来”。
杨建新看书和资料用的放大镜
如今90岁的杨建新仍是闲不住，脑海中整日萦绕着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考，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一个人藏在书堆里，戴着老花镜，再配上一个超大号的放大镜，看文献、查资料，一个字一个字地在稿纸上手写论文。书桌上堆了大大小小三个放大镜，一旁的字典已经被翻得掉了皮，写好的论文手稿用小夹子夹了两沓。虽然写得慢，但他从未耽搁，累了就斜靠在椅子上休息一会。杨建新拿着自己手写的一沓手稿，说写得乱、字不好看了。稿纸上虽有修改痕迹但整洁有力的一行行字仿佛在无声地抗议。
“我一辈子的愿望，就是想干个事，能干个事，我就舒服了、满足了。”杨建新还想着尽快完成手头一篇关于各民族共创中华文化的论文，尽快开启下一篇论文的撰写。岁月在他身上留下了苍老的痕迹，但坚定自信的眼神、倔强执着的思想仍一如从前。
转载自兰州大学官网。原文链接：https://news.lzu.edu.cn/c/202407/1139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