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炳林 兰州大学萃英学者一级教授，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著有《敦煌历史地理》《敦煌碑铭赞辑释（增订本）》《敦煌通史·两汉卷》等。
上海天文馆“敦煌星空”主题展上的器乐演奏。
（2023年12月21日摄）新华社发
2023年7月30日，游客在麦积山石窟参观游览。
新华社发
在敦煌莫高窟崖体顶部的戈壁带和沙地上布设有风沙、环境等多种监测设备以及安防监控系统。
（2023年8月4日摄）新华社发
百年敦煌学正青春
郑炳林
敦煌学是中国史研究的一个特色方向，是一门以敦煌文献和敦煌石窟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从学术发展史来看，敦煌学的内涵和外延不断变化，研究对象不断扩展。学界根据敦煌学研究的进度和现状，将敦煌学分为狭义的敦煌学和广义的敦煌学。
所谓狭义的敦煌学也被称为纯粹的敦煌学，即以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敦煌石窟和敦煌历史地理为主要对象的学术研究。广义的敦煌学研究对象更加丰富，外延更加宽广：出土文献不仅仅局限于藏经洞出土文物，还包括敦煌汉简及其相邻地区出土文献，如吐鲁番文书、黑水城文书；广义的敦煌石窟除了莫高窟和榆林窟，还包括河西石窟群、炳灵寺石窟群、麦积山石窟、陇中石窟群、陇东石窟以及关中石窟群、中原石窟群、西南石窟群、古代龟兹高昌石窟群以及中亚印度石窟；敦煌历史地理则以敦煌为核心，同时涉及河西西域地区的历史地理，包括中世纪中外关系史研究等。严格意义上说，利用敦煌文献和敦煌石窟及其相关资料进行的一切学术研究都可以视为敦煌学研究范畴。敦煌学研究内容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决定了这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特色方向，从敦煌历史和文物扩展到古代丝路文明研究，涉及学科包括语言文字、历史、经济、宗教、美术、音乐、天文等。
敦煌学是国际显学，从藏经洞出土文物流散国外开始，就引起各国学者的注意，此后，世界各国学者纷纷踏入这一领域。通过联合学术攻关、联合举办国际学术会议、频繁平等交流等方式，敦煌学成了联系国际学术界的桥梁和纽带之一。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认同日益增强，以敦煌研究为代表的丝绸之路研究再次升温。敦煌学在梳理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同时，应积极为丝绸之路经济贸易的发展贡献力量，用翔实的资料来回顾历史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展现古老先民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为今天的经济贸易交流提供历史借鉴。
透视中国古代社会的独特窗口
敦煌学研究史料丰富，内容庞杂，包含着中国史研究领域不可或缺的资料，是透视中国古代社会的独特窗口。
敦煌学研究是随着敦煌文献的发现而兴起的一门学科，敦煌文献经斯坦因、伯希和、奥登堡、大谷探险队等先后劫掠，王道士及敦煌乡绅等人为流散，分别收藏于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瑞典、丹麦、印度、韩国、美国等国家博物馆和图书馆中，因此，以研究藏经洞遗书为基础的敦煌学从兴起之初就是一门国际性学术研究。留存中国的敦煌文献，除国家图书馆之外还有十余个省份的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都有收藏，台北图书馆、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及香港相关机构也收藏有敦煌文献，敦煌文献的具体数量估计在七万卷号左右。
随着敦煌学研究日益深入，敦煌学与相邻研究领域和范围关系越来越密切，新的形势要求敦煌学将自身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以适应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从敦煌石窟艺术看，敦煌学研究对象与中古丝绸之路石窟艺术密切相关，血肉相连。历史上的敦煌石窟艺术与中原地区石窟如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大足石窟以及中亚石窟等关系密切，因此敦煌学要取得新的突破性进展，就要和其他石窟艺术研究有机结合起来。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够平衡。例如在甘肃地区，除敦煌石窟之外的其他石窟研究，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来看都还是不够的，这一领域是有非常好的研究前景的。
2000年以来敦煌学界召开了一系列学术会议，集中反映了敦煌学今后的发展趋势：一是石窟艺术研究与敦煌文献研究的结合，二是敦煌石窟艺术与其他石窟艺术研究的结合。敦煌学研究与西域史、中外关系史、中古民族史、唐史研究等存在内在联系，因此敦煌学界在关注自身新的重大突破的同时，需要特别关注相邻学科研究新进展和新发现。例如，近年来考古学界在西安、太原、固原等地发现很多粟特人墓葬，出土了众多珍贵文物，这为粟特人相关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同时也提出了新问题。2004年、2014年两次“粟特人在中国”学术研讨会的召开，体现了一个新的学术研究趋势，这就是：敦煌学已经走上了多学科结合研究之路。
百余年来成果丰硕
经过一百多年的研究，敦煌学研究获得巨大突破，无论是在藏经洞文献、社会历史，还是宗教艺术、语言文学等方面均学术成果丰硕。
一、敦煌文献释读
我国学术界自1909年得睹敦煌文献之时起，即开始对其进行整理和研究，经过我国及日、法、英等国学者共同努力，由整理和研究敦煌文献发端的学术研究领域逐渐扩大，并形成了敦煌学。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历史问题始终是敦煌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体到敦煌文献的研究与整理，至少可分为两个大的方向。一个方向以敦煌文献的编目与刊布为主，主要集中在20世纪，在21世纪亦有较大发展，在这期间各国所藏敦煌文献陆续公开。如《敦煌宝藏》《英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俄藏敦煌文献》《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甘肃藏敦煌文献》《北京大学藏敦煌文献》《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敦煌秘笈》等。另一个大的方向就是敦煌文献的分类整理与研究，这方面，前辈学者亦是多有贡献，如《敦煌变文集校注》《王梵志诗校注》《敦煌经部文献合集》《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等。《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1—15卷）是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前会长郝春文为首的团队历经20多年整理研究取得的重大成果。20世纪90年代，以张涌泉为首的一批年轻的敦煌学家开始了《敦煌文献合集》的编撰工作。《敦煌文献合集》是将敦煌文献（汉文翻译佛经以外部分）按传统的四部分类法整理编排，整理工作包括定名、题解、录文、校勘等项，目的是为学术界提供一部校录精准、查阅方便的敦煌文献排印本，使其成为像标点本二十四史那样的“定本”，使敦煌文献成为各个学科都可便利使用的材料。
综合敦煌文献整理百余年的发展历程来看，敦煌文书的刊布工作基本已经结束，数字化也发展很快，目前最艰巨的工作是，如何在新的形势下整理这批文献。第一个整理方法是按照门类、部类对这批文献进行整理，如《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就是很好的例子，但是这样的整理亦有很大缺点，会导致读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并且不能全面评价这批文献的真正价值。第二种整理方法是全面按编号进行地毯式文献整理工作，目前公认的运用此法效果最好的是《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而其他敦煌文献尚未开展如此细致入微的整理研究。这个方法也有缺点，即工程巨大，人力物力投入大而出成果缓慢，且有泥沙俱下之憾。
二、敦煌少数民族语言文献研究
学术界对敦煌汉文文献的研究起步最早、用力最甚、成果最多，但对敦煌胡语文献的研究却相对滞后。这是由于对敦煌胡语文献的研究更具难度，研究者不仅要具备译释、解读胡语文献的能力，还需对敦煌汉文文献及传世汉文典籍相当熟悉，有时还需远赴敦煌石窟或海外图书馆进行实地调查抄录。另外，由于敦煌胡语文献涉及的一些民族早已消失于历史中，其文字已成“死文字”，释读难度极大；而且敦煌不同胡语文献数量多寡不一，最终导致了敦煌胡语文献研究中存在各民族文献研究的不平衡现象。相对而言，目前学界对敦煌藏文、回鹘文、西夏文、蒙古文等文献的解读水平较高，而对吐火罗文、于阗文、粟特文等文献的解读能力还需提升。未来在资料刊布上要通力协作，加快敦煌胡语文献的调查、整理和出版进程。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敦煌文化体现了不同文明不同发展模式的交流对话，相关各国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面向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迫切需求，敦煌学推出了一批传承人类文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求的标志性成果，积极开展优秀文化的传播普及，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敦煌学的人才培养
敦煌学的发展关键是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早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初期，老一代敦煌学家季羡林、姜亮夫、唐长孺等就非常注意人才培养问题，并在兰州大学和杭州大学举办两期敦煌学讲习班，后在兰州大学设立敦煌学硕士学位授权点。近年来，敦煌学人才培养得到了充分发展。
研究生培养方面，由单一型向复合型过渡。研究生研究领域也由以前的历史文献学逐渐向考古学、宗教学、文学、文字学、艺术史等领域拓展，一批青年敦煌学家在研究中崭露头角，成果显著。
在国内各大高校，敦煌学专业人才规模逐渐扩大。四川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和兰州大学成果突出。2008年兰州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年会上，马世长、徐自强先生提出在兰州大学建立中国石窟研究基地，虽然后来因种种原因，这个提议未能实现，不过现在来看，这个想法是非常有意义、很有前瞻性的。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全世界。考虑到目前敦煌学研究资料分布在世界范围的现状，我们在高校培养敦煌学拔尖创新人才，需要突破行业壁垒，将高校成熟的人才培养模式与其他机构丰富的敦煌文物及遗书收藏相结合，各协同单位加深合作，积累完善实践经验，在研究资料共享的基础上，从长远的研究角度出发，积极推动资料的数字化，为更好地利用资料开展研究提供方便。
敦煌学研究现状
百余年来的敦煌学研究，为我国古代历史、经济、政治、科技、文化、中外交流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资料，丰富和更新了许多关于古代社会历史的认知。最近十年，敦煌学的国内外研究态势有所不同。
从国内看，相关研究蓬勃发展，研究团队日趋成熟。目前国内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单位主要有敦煌研究院、浙江大学、四川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兰州大学等，诸高校之敦煌学研究各有侧重，但整体来看，都是以汉文文献为主，石窟艺术为辅，兼及胡语文献。
国外的敦煌学研究则有式微之势。日本的敦煌学研究机构，有京都大学、大阪大学等，欧洲诸机构对敦煌胡语文献的研究则拥有传统优势，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日本及欧洲的新生代研究力量有减弱的趋势。
敦煌文献的整理方面，中外学者皆有贡献。中国学者的贡献尤巨，以浙江大学张涌泉教授团队和首都师范大学郝春文教授团队最具代表性，张涌泉《敦煌经部文献合集》是以四部分类法整理敦煌文献的典范，郝春文《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是按卷号顺序全面整理敦煌文献的典范，他们的贡献是巨大的，他们的工作也是艰巨的——敦煌文献整理是极其烦琐、极其复杂的工作。二十年里，张涌泉团队完成了四部合集之经部文献的整理，郝春文团队亦只完成了英藏敦煌文献整理的一半，上述两个团队是当今世界范围内从事敦煌文献整理之佼佼者，他们全力以赴仍举步维艰。从工作量上来说，这样的困难是现实的：一个卷号的敦煌文献整理至少需要一个月，而总量大约七万卷号的敦煌文献整理完毕究竟需要多少时间？面对海量的工作，凭一个人或一个团队是难以完成的，只有不断培养新团队、新人才，持续不断支持之下，才能做出高水平的成果来。
敦煌学之石窟艺术研究需要与相关研究相融合，需要有开拓性、开放性和包容性，要深入拓展对敦煌石窟以及丝绸之路沿线石窟和文化遗产在艺术史方面的研究。以敦煌石窟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艺术，反映了历代无名艺术家创造的奇迹。但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不能脱离敦煌当时所处的文化环境，不能脱离中华文化的母体，必须与敦煌文献、敦煌史地乃至西北甚或全国的历史文化相契合。石窟艺术是人的艺术，是当时人们群体意识的表现，如果仅仅就艺术而艺术，必然成为孤芳自赏的闭门造车。我以为，对敦煌和丝绸之路沿线文化遗产艺术史的研究，必将成为中国艺术史的突破口。石窟艺术研究人才的培养亦应该是高等院校与文博单位合作培养为佳，以敦煌研究院为例，他们具有先天的优势（对洞窟熟悉），亦具有先天的劣势（研究不开阔）。
敦煌学的宝藏远未开发完，还有很多未知的领域需要去探索。今后我们一方面需要继续从不同的单一学科微观层面挖掘资料及其内涵，另一方面需要从宏观层面整合诸多学科力量进行交叉学科研究，从多学科角度深入揭示敦煌文献和敦煌石窟的价值和意义。
未来展望
在总结百余年敦煌学发展的基础之上，我们提出下一步的展望。
学科建设。这里我要重点谈一下敦煌学学科的交叉性，它决定了学科专业人才的复合属性。以往关于敦煌学的学科定位尚不够清晰，目前没有一所大学设置有敦煌学本科专业。但是敦煌学又有其特殊的学科属性和很强的专业性，由于本科培养中敦煌学专业的缺失，导致在本科以上的硕、博培养阶段中很多学生都存在着基本学科知识不扎实、学术规范不熟悉等问题，不少学生甚至是半路出家。因此敦煌学要想在未来获得更全面、更健康的发展，就应当考虑经过详细论证后在部分学校设置敦煌学本科专业，或者在本科教育中增加敦煌学培养环节。在硕、博士研究生培养阶段则需要注重突破学科壁垒，从敦煌文献、历史地理、石窟艺术等敦煌学研究领域的专业要求出发，加强敦煌学学科基础知识的培养和理论规范的训练，为培养未来的复合型敦煌学研究拔尖人才提供学科支撑和专业保障。
科学研究。这方面首先应进一步推动对敦煌文献的整理研究。经过各国敦煌文献收藏单位和学者的不断努力，目前已完成英藏、法藏、俄藏以及国图藏、甘肃藏、上博藏、北大藏、天津艺博藏等敦煌文献的刊布，对敦煌文献的整理研究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随着敦煌文献的陆续公刊，编撰一部《海内外所藏敦煌文献联合总目》也有了可能，这当成为我们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此外，基于数据库技术的国际敦煌项目（IDP）已建立起来，下一步需要继续加强国际协作，力争将全部敦煌文献数字化、互联网化，为全世界用户提供方便。敦煌少数民族语言文献的整理研究也需要进一步加强。目前大型图册《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已整理出版，极大便利了学术研究，但其他收藏单位藏文文献以及各国收藏的吐火罗文、于阗文、突厥文、回鹘文、西夏文、蒙古文等文献尚未集中出版，下一步应当组织相关文献专家进行调查、整理和出版，加强对这一薄弱领域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既要强调对敦煌、西域出土胡语文献的准确解读，也要提倡将胡语文献之间、胡语文献与汉文文献之间、胡语文献与传世典籍之间进行对照互证。通过以上措施，最大限度挖掘敦煌少数民族语言文献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另外还需要加强敦煌学的宏观研究。百余年来经过学术界的不断努力，对敦煌文献和敦煌石窟所承载的古代敦煌史地、经济、文化、民族、信仰、职官、艺术、科技等价值已进行了大量研究，不乏一些宏著问世，但大多仍属于微观层面的研究。以敦煌史地研究为例，学术界已利用大量敦煌和传世文献进行了深入研究，成果宏富，时至今日，编撰一部诸如《敦煌通史》这样的总结之作，时机业已成熟。2023年由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历时十余年将此工作完成，这是敦煌学界的巨大工程。
同时应重视拓展敦煌学的研究视野，加强交叉研究。敦煌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吐鲁番、龟兹、于阗、黑水城等地与敦煌一样，也出土了大量文献文物，留下了很多文化遗迹，共同构成了古代丝绸之路最绚烂的图景。下一步，敦煌学研究应当突破地域学的视野限制进而拓展到整个丝绸之路，加强与上述地区出土资料的交叉研究。
稀缺人才培养。根据敦煌学的下一步发展趋势，我以为首先应当加强对敦煌学稀缺人才的培养力度，加强对薄弱领域的攻关突破。如敦煌少数民族语言文献整理和研究之所以相对滞后，主要是缺乏人才。未来，敦煌学界需要加大对胡语文献解读研究后继者的培养支持力度。
提高社会服务能力。敦煌学研究目前仅限于高校以及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和培养的学生，他们根据自己的研究专长不断深耕探索，取得了大批成果，一步步揭开了敦煌文献和敦煌石窟艺术的神秘面纱，使得我们对中古历史图景、社会面貌和精神文化有了全新的认识。敦煌学的本质就是通过整理国故，传承民族历史记忆和传统文化。随着敦煌学研究的不断深化、出版业的兴盛以及科技的发展，将来敦煌学可以进一步走出象牙塔，走近普通大众。通过编撰和出版敦煌通俗著作，以敦煌元素为基础进行文化艺术创意，建立敦煌知识数据库、网站等方式，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敦煌文化和敦煌艺术，这对于在新时代加强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此外，还应当进一步挖掘敦煌学知识体系的实际应用能力，如以敦煌乐舞图像和相关记载为基础，重现古代乐器和乐舞文化；以敦煌医药文献为基础，研究并推广古代中医理论、药方和医术，特别是一些已经失传的中医精髓等。通过以上多种方式和途径，进一步提高敦煌学的社会服务能力。
原刊于《光明日报》2024年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