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炳林（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兰州大学萃英学者一级教授）：
郑炳林在敦煌莫高窟留影
毕业留校研究敦煌学四十载
羊城晚报：1982年，您选择在兰州大学留校任教。您将敦煌学作为个人的研究领域意味着什么？
郑炳林：我确定留校比较早，实际上在1981年9月，提前了半年就被送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去听课，预计就是要研究敦煌学了。跟同时代的毕业生相比，这不是最好的选择，也不是最差的选择。
当时大家都热衷于从政，一般来说，大多数人都不愿意留校从事学术研究。特别是把敦煌学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有很多人不理解，他们认为敦煌偏居祖国西部，将来是不是就会长期留在敦煌了。
当时还有这样一个背景，1981年日本京都大学藤枝晃教授来到中国作学术报告时提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刺激，所以是抱着爱国热情留下。另外，对我个人而言，这也是比较好的选择。我出生于农村，“文革”后还能留在大学任教，这已经超出了我对自己的期待。
羊城晚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敦煌文献资料缺乏的情况下，敦煌学研究的是如何重新开始的？
郑炳林：最开始接触敦煌文献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当时看的文献全部在缩微胶卷上。这些缩微胶卷来自英国、法国。他们将各自所藏敦煌文献制成缩微胶卷公开销售，中国国家图书馆也将所藏文献制成胶卷，然后互相交换。
缩微胶卷看起来很费眼睛，通过它查阅资料非常艰难。当然，这对我的帮助和提升也很大，给我留下的记忆是深刻的。我早期编著的《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和《敦煌碑铭赞辑释》两本书中的敦煌文献资料都是靠一笔一画抄下来的。靠缩微胶卷查阅文献的时期大概持续了十年。
羊城晚报：什么时候才有图书资料可以查阅呢？
郑炳林：后来，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将缩微胶卷影印成《敦煌宝藏》图版，到1985年左右引进后我们才有影印图版可以看。但它也有缺点，就是影印效果比较模糊，很多潦草的文书基本就只能看到墨点子。
到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的《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图版出版后，就非常方便了。包括后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俄藏敦煌文献》，它们的清晰程度都非常好。渐渐地，在兰州大学我们的图书资料研究经费也得到了保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研究进度有了很大的提高。
羊城晚报：敦煌遗书分藏于中、英、法、俄、日等地，目前我们对敦煌遗书资料的收集情况如何？
郑炳林：目前，法国、英国、俄国所藏敦煌文献都得到了陆续的影印出版，因为日本所藏的敦煌文献分散于各个研究机构，所以只影印出版了一部分，大部分收藏机构的文献还没有完全影印出来。在中国，敦煌文献分藏于各个研究机构、图书馆、博物馆，也有很大一部分没有出版。目前估计，世界各地敦煌文献藏品在7万件左右。
羊城晚报：除了文献的缺乏，在研究过程中您还碰到过哪些困难？
郑炳林：敦煌学研究基本就是文献研究，而它跟一般文献研究的内容不一样，它研究的是手抄本。看到这些文献，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不认识字，里面有很多俗体字、异体字等不规范的字，还有很多错别字，所以第一步要把它们释读正确。
紧接着就是断句，过去的语法跟现在的不一样，断句是非常大且艰难的工程。完成了断句后又未必能了解它的意思。因为古代很多骈体文，每一句话基本都包含着典故。如果你不了解整个历史，不了解古代典籍，就不知道它所表达的意思。所以要了解敦煌文献，就必须对这些典故有所掌握。
因此，单是读懂文书这一块的要求就有很多。一篇文书要把它释读清楚，要反反复复地看。看一次有一次的心得，只有在漫长的释读过程中把文献完全吃透了，才能把它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看文献的价值。所以说研究敦煌文献，不要想看到文献马上就能进入研究状态，那是不可能的。
羊城晚报：这个过程听起来非常艰辛和枯燥。
郑炳林：所以要克服的东西很多，首先你得忍耐住寂寞，忍耐住长时间里拿不出成果、看不见前途的清苦。但这也是一个快乐的过程，当一篇文书释读出来后，文书反映的整个历史面貌好像就展现在你面前，由此带来的精神上的愉悦是很大的。
郑炳林在敦煌莫高窟留影
不必担心成“冷门绝学”后继无人
羊城晚报：“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局面从什么时候开始得到改观？
郑炳林：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开启后，中国学术界与外国学术界可以说是同时起步的，我们的研究并不落后于国外。后来慢慢拉开了距离，我想有几个方面原因，主要是因为政治环境的不理想，有很多战争，不断的动荡。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一期间我们虽然有研究，但是整体上进展不大，中国学术整体发展的现实情况落后于国外。
当时我们发表的文章没有多少篇，而且敦煌文献整理更加缺乏。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实际上标志着我们的敦煌学研究开始从无序走向有序。
羊城晚报：对于敦煌学这门“冷门绝学”，您是否会担心后继无人？
郑炳林：我倒是不担心，实际上每个学科都有这样的发展规律，就是隔一段时间必然会产生下滑的趋势，也就是衰落阶段。但是学科要保持稳定的发展，必须不断注入新的血液，新鲜血液是什么？是新的研究方向、新的研究内容，以及跟别的学科展开交叉研究。
敦煌学研究原先分为两块，一块是狭义的敦煌学，围绕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文献进行，这是纯粹敦煌学。第二个就是广义敦煌学，以敦煌文献为主，然后也涉及其他有关文献，比如说吐鲁番文书、西夏文书，还有敦煌汉简，仅汉简大概就有两万三千枚，没有完全公布。
如果把这些研究领域扩展到敦煌学研究的范围之内，敦煌学研究就会迎来新的起步。不能把敦煌局限在它本身，而应该把它放到世界的维度去看，就会更有另一番滋味了。
羊城晚报：随着敦煌学研究的更加深入，它对学者的学科背景提出了哪些新要求？
郑炳林：目前的敦煌学研究，一方面是汉文文献的研究，通过汉文献对敦煌历史、西域历史等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是胡语文献的研究，就是非汉文文献的研究。
我们兰州大学最近引进了一批学者，包括研究回鹘文文献、藏文文献、突厥文献，以及研究梵文文献的学者。那么在敦煌学研究上，我们能超越国外的主要是在汉文文献的研究上，但是胡语文献这一块还谈不上已经超越，基本上还没有这种信心。但是，也要看到我们正在逐渐地配置人力，争取经过一段时间能在非汉文文献研究上掌握更多话语权。
羊城晚报：对有志于进入敦煌学研究的后辈，您有什么建议？
郑炳林：从事敦煌学研究，首先得有个心理准备，敦煌学研究的难度系数比较大，你想要在里面出成果，必须付出十二倍的努力，必须得忍受住寂寞才能看到光明。敦煌学研究要求具备非常多的条件，比如文字功夫、文献功夫等。如果你想研究石窟，还得具备艺术方面的基本素养。总之就是耐得住寂寞，吃得了苦。
每天都在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羊城晚报：如今的敦煌，有大量游客慕名而来。您还记得第一次到敦煌时的情景吗，和今天相比有什么变化？
郑炳林：1983年我第一次去敦煌，是11月份，我记得是冬天，还基本见不着游客。当时的住宿条件很差，生活十分艰苦。敦煌莫高窟也没有现在这么好的办公区，大家都在靠近莫高窟的那栋土坯房子里住着。
第一次我待了四五天，讲解员领着我们去参观石窟，看了将近一百个窟，当时感到非常震撼。但那时我还看不懂这些石窟，看什么东西都像是一个谜，因此它带来的学术压力也是很大的。什么时候才能把自己变成一个专家，当时心里没底。四十年来敦煌莫高窟我去了一百多次，眼看着它的条件一点点变好。同时，我也一直在思考敦煌学今后要往哪条路走、应该怎样发展的问题。
羊城晚报：回首过去四十年，您认为敦煌学研究目前处于什么样的阶段？
郑炳林：应该说2000年以来，也就是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100周年以来，敦煌一直保持高热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更应该冷静。学术研究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不是热热闹闹、轰轰烈烈一下子就能出成果的。这几年总体上来看，学术界有大量的成果出现，但还是处于一种转变的过程中。我想，那些想在学术研究上出成果、主导未来学术界潮流的人，此时更应该冷静下来。
羊城晚报：这种热潮对敦煌学研究而言是好事吗？
郑炳林：当下各种环境都是最好的，有国家的支持、民众的关心、社会的关注。社会上可以热，但是学者不能热过头，头脑发热容易让人轻飘飘的，学术界还是得冷静下来。
羊城晚报：您个人还有哪些计划想要完成？
郑炳林：在文献整理这块，我想陆续完成一些修订本的刊出。比如《敦煌碑铭赞辑释》《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等。其次，我想完成汉唐敦煌文化史研究，它的内容包括汉唐如何经敦煌经营西域地区，然后把历史上敦煌的真正面貌揭示出来。此外，我还想完成敦煌石窟以外的其他石窟图版资料的整理，反正只要活着就继续干。
羊城晚报：您做学术研究的心态感觉很好。
郑炳林：人生是个过程，研究也是一个过程。我每天都生活在不断发现问题、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用不着考虑社会上很多烦心的事，也就永远活在快乐之中。
原文刊载于《羊城晚报》2023年9月17日A7版
链接：https://news.ycwb.com/2023-09/17/content_5220392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