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前，国家起源被理解为一个复杂的过程，诸如生态、农业、人口增长、内部冲突、传播、战争与征服、长途贸易或（和）意识形态等不同因素都有可能产生影响。各种因素的随机组合，催生了许多不同形式的复杂社会。一个极端是具有等级制度的强大帝国，另一个极端是平序政治实体（heterarchies）和城邦，两者之间是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极为多样的政治实体。中美洲的玛雅诸政治实体未见等级结构、贵族控制与集权的证据；热带非洲的贝宁巨型社区则建立在超社区政治整合的亲属原则之上。不同的案例中，国家与文明的特征或有所不同，可见国家起源是多线性的复杂过程。
关键词：国家起源 玛雅 贝宁
作者尼古拉·Н.克拉金（Николай Н. Крадин），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历史学、考古学及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德米特里·Д.别利亚耶夫（Дмитрий Д. Беляев），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助理教授；德米特里·M.邦达连科（Дмитрий М. Бондаренко），俄罗斯科学院非洲研究所研究员。
译者杨红伟，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译审者易建平，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陈淳，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6期P145—P165
责任编辑：晁天义
国家起源与文明诞生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自300余万年前至约1万年前，人类过着地方性小群体生活，主要通过四处游荡采集食物。自冰期结束和全新世开启，人类逐渐转向动植物驯化。这大大提高了产量，导致定居、人口增长，社会日益复杂化，并最终形成了国家和文明。大约5500年前，最早的国家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后来又相继在埃及、近东、中国和爱琴海出现。此后，国家成为越来越多的人口选择群体性生活的组织形式。如今，几乎所有人都生活在某个国家疆域内。尚未被统合进现代国家之内的人群，几难一见。有趣的是，仅有25个大国存续时间超过200年，16个国家超过300年，且唯有中国和俄罗斯至今犹存。
本文要探讨的国家形成案例，在气候条件、生态环境与历史年代上迥异：低地玛雅政治实体发展于中美洲东南部湿热雨林；贝宁王国占据了非洲亚赤道地区一片稀树草原的疆土。玛雅低地是前古典中美洲地区世界系统的半边缘地带。贝宁政治实体则处在中世纪区域性世界系统的外围，并受到较发达核心社会的影响。在这类地区，诞生了次生的早期国家。
两个案例皆以农业为基础，但技术水平迥然相异。公元1世纪中叶，冶铁技术传入西非，但马匹则罕见。中美洲社会长期处于新石器技术水平，直至公元900—1000年方知冶金。那里没有畜牧业，也不使用牲畜与轮车。从后勤能力的角度而言，低地玛雅和贝宁以缺乏骑兵、严重依赖步兵与独木舟运输为特点。故而，罗伯特·麦肯锡·内汀曾提出将玛雅和西非的生计做比较研究。
一、国家起源之辩
当前，学术界对国家起源过程的理论认识已趋近某种极限。经过数十年争论，研究者们已经认识到：应将国家形成视为由生态环境、经济系统、人口增长、技术创新及意识形态等内部因素和战争、压力、贸易、传播等外部因素共同激发的复杂多因现象。如乔纳森·哈斯所言，许多理论只有在说明某些确认的观点时才被用来解释国家起源。研究者在讨论中认定的许多要素，没有一个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当下，大多数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都认识到，国家起源是一个由诸多变量决定的复杂多变过程。
国家形成的不同模型可分为两类互补的路径。功能论或整合论将国家起源归于部落或酋邦的权力组织难以掌控社会的原因。据此观点，早期国家的权力是基于共识而非武力。冲突论的支持者认为，国家是一种稳定阶层社会和防止不同群体为争夺关键生存资源而发生冲突的手段。自恩格斯开创性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出版以来，这条路径经常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在一起。冲突论模型根据剥削关系、阶级斗争、战争、跨民族统治来解释国家的起源。
整合论者与冲突论者的论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然而，两种立场看似互不相容，实则整合与冲突并存于国家的本质之中。其实，国家发挥着许多重要的社会职能，如保护人民免受外敌入侵和犯罪作恶、执行组织职能等。同时，掌权者拥有日增的获取资源和声望的条件，而其臣民只能屈服于自身卑下的地位。历史学与人类学非常关注国家权力的矛盾性。国家是权力工具，如权力自身一样具有两面性，兼具“帮”与“罚”两种属性。19世纪，学者们已经看到这种矛盾性，并被恩格斯写进《反杜林论》（1877）：“同一氏族的各个公社自然形成的集团最初只是为了维护共同利益（例如在东方是灌溉）、为了抵御外敌而发展成的国家，从此就具有了这样的目的：用暴力来维持统治阶级的生活条件和统治条件，以反对被统治阶级。” 对国家的矛盾态度无处不在，它甚至被视为一种不可避免的邪恶力量。
经济、战争和意识形态是攫取权力的三个关键途径。经济权力立足于控制关键生产领域及资源的获取。军事权力本身首先体现为首领武装和训练支持者的能力。意识形态通过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符号来提供支配地位，并对群体整合至关重要。
表面上看，国家起源一般是通过统治集团对行政要职的垄断而实现的。因为国家性（以特殊行政机构的形式）、阶级结构和私有制是在漫长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故诸多学者断言，可在非国家简单社会和前工业化国家（或早期文明）间划分一些中间阶段。人类学和考古学曾将前工业化社会的政治演化分为三个阶段：（1）大部分民众已经被排除在公共管理之外的前国家中程政治实体（等级制酋邦及其类似的平序政治实体）阶段；（2）初具行政管理机构雏形、但尚无私有财产的早期（或原始）国家阶段；（3）拥有强大官僚机构和私有财产的高度分层的前工业化（农耕、传统、成熟的）国家阶段。
我们认为，这三个阶段的划分在某种意义上是当代学者一厢情愿的幻想。数千年来，大多数人群都生活在复杂多样的中心分散的社会里。世界历史表明，在相似的社会与自然环境条件下也会形成差异极大的政治实体。一个极端是没有权力等级结构的复杂社会，另一个极端则是古典酋邦和早期国家。在两者之间，还有众多经济基础、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有别的中间形式。因此，当下许多学者采用诸如“中程社会”“复杂社会”等较宽泛与较中性的术语。
20世纪90年代初起，特别是21世纪以来，国家起源的单线理论饱受批评，双线和多线理论逐渐广受认可。分辨被记录在不同社会多样性中的两种极端（策略）变得非常流行。等级或网络策略（hierarchical or network strategy）立足于纵向的权力结构和集中。它以贵族敛财、贵族对威望物品交换与工艺品生产的控制、对统治者及其祖先的崇拜与由葬俗、意识形态和建筑等不同方面所反映的社会地位和等级为特点。选择平序或合作策略（heterarchical or corporate strategy）的社会，以较分散的财富与权力分配、分节的社会组织、普遍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宇宙观为特点。其建筑强调标准化的风格。然而，平序或合作策略的社会不应被认为要比等级或网络策略的社会更平等。平序社会的复杂性绝不亚于等级社会。
需要强调的是，国家社会网络策略与合作策略的二分法，是全球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一般性规律的一个非常重要而特定的案例：将各种文化归入这两个范畴通贯于整个人类史。在从觅食者到现代国家的社会文化复杂化的每一层面上，我们都可以见到按网络或合作模式组织起来的各种文化，而在社会进化的任何阶段，每种类型都有许多模式。网络社会与合作社会的划分，虽然绝非刻板和绝对，但它不仅是人类社会史上的一种永恒事实，甚至还可以超越历史：网络原则和合作原则（分别称为“专制型”和“平等型”）的共存，见于具有相同形态和认知发展水平的非人灵长类动物中，包括属于同一物种的灵长类种群。
二、国家与文明的定义
自马克斯·韦伯以来，将国家界定为可合法地使用武力的政治组织，在传统社会科学中占有主导地位。众多人类学家认为，这一特征正是酋邦和国家最重要的分野。酋邦的统治者只有基于共识的权力（consensual power），即权威。而在国家里，政府可以动用合法的暴力实施制裁。有人反对这个观点。卡内罗认为，许多早期国家还没有垄断使用武力的权力，如盎格鲁—撒克逊法律明确写着“盗贼，人可得而诛之”（不用诉诸专门的执法机构），甚或能为此获得某种奖赏。
某些研究者认为，国家的主要特征是具有政府和（或）官僚机构。但国家政府由多少官员构成——是几个人，还是集体认同的一大群人？事实上，履行某些行政职责的人员到处可见，即使在易洛魁部落、希腊城邦或非洲酋邦。这些人员可分为三类：（1）“其活动包含多种政府职能的一般公职人员”；（2）“其政府行为仅限于政府管理某一方面的专职人员”；（3）非正式公职人员，“他们由于特殊的身份或地位，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但其主要职业并不与政府直接相关（祭司、侍从、士兵等）”。一般和非正式公职人员既存在于早期国家，也存在于酋邦。因而，只有专职人员的出现，才能作为国家的特征。或许，这是国家唯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魏特夫极其简练地指出：“国家意味着由专业人士组成的政府。”
国家的主要特征就是由行政人员职业化造成的专业化，亦即官僚体制的形成，它在本质上与非亲属社会直接相关。恰如斯宾塞所言，“政府管理……本质上就是官僚制的”。或如哈斯声称，存在“制度性官僚机构”，在许多基本特点中位于“国家组织形式的核心”。
此外，我们称之为国家行政（或政府）的组织是由许许多多人组成的。国家不是由参与管理或行政活动的分散的个人组成的，而是由管理者组成的；也就是说，国家是由适当的组织和机构组成的总和。这些机构拥有内部结构，并由一定数量履行特定职责而获取薪酬的雇员组成。这个结构可能包含专门的分支机构或部门（如部、办公室等），也可能集中在统治者的宫廷。应当注意，平序社会的权力不同于具有多层次官僚等级的地域国家的权力。
柴尔德曾将国家等同于文明。早在18世纪，苏格兰哲学家弗格森就将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主要的发展阶段：“蒙昧”“野蛮”与“文明”。其后，该思想被摩尔根和恩格斯发扬光大。这种方法是世界历史分期框架的变体之一，认为历史进程是通过阶段或时期持续向前发展的。文明被定义为“后原始社会阶段”。我们能看到对文明不同的解释。汤因比将文明视为一种地方文化，而文明史就是一部由很多大型地方历史形态组成的历史。埃利亚斯则将文明定义为人类文化和行为累进的转型过程。
柴尔德试图从考古材料中推导出用以判定文明（和国家）的“抽象标准”。但是，城市作为他的第一项标准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其他文明和国家的标准，如纪念性公共建筑、文字和专门手工业等，早已见于无国家的社会，相反，它们可能为早期国家所不见。丧葬仪式反映的社会分层乃国家和酋邦所特有。从工艺品生产或贸易与交换水平来判断某社会是不是国家并非易事。纪念性建筑并非仅见于国家，也见于酋邦和其他早期复杂社会。即使聚落形态考古中最流行的标准——聚落等级的层级数量（二或三层对应酋邦，四层及以上对应国家）也无普适性。
跨文化研究证明，在政治整合（国家）和社会分层（阶级）之间存在着很强相关性。故可推论，国家的发展（政治发生）在很大程度上与阶级的形成同步。不过也有许多案例显示，非常高的社会分层曾出现在政治组织很弱的社会里，而在阶层分化很弱的社会中有时也能建立强大的集权。文字记录与国家形成的相关性研究显示，许多拥有发达等级制的社会并无文字，而一些拥有发达文字的社会并无强大集权的国家组织。比如，很多前殖民时代的非洲早期国家对文字一无所知，而欧洲凯尔特人或伊比利亚人以及复活节岛上的波利尼西亚酋邦是众所周知使用文字的非国家社会。同样的复杂关联也可见于城市化、政治等级和社会分层之间。因此，酋邦或其他复杂政治实体与国家/文明之间的界限其实并不明显。显然，国家和文明并无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
三、佩滕地区前古典期的玛雅政治实体
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1000年间，玛雅低地的核心区在佩滕，大致相当于今天危地马拉的佩滕省和墨西哥南部的坎佩切州和金塔纳罗奥州。根据佩滕湖出土的花粉数据，最早种植玉米的玛雅农民约在公元前2500年来至此地。其后，只是约在公元前1200年到前900年，才出现制陶的定居社群。
前古典中期（前1000—前350）。早期建筑工程的例子所知极少，如在帕西翁地区的塞巴尔见有年代为公元前1000年的仪式性复合体，但无可以辨认的定居聚落。其他如霍尔穆尔河谷的西瓦尔见有被平整过的公共空地（约前850），存在村落居民社会等级初步分化的证据（诸如陶器、海贝和绿玉等舶来品）。这一时期的墓葬很少，但伯利兹北部奎洛出土的材料显示，标志家庭社会地位的威望物品分布在不同年龄和性别的群体中。总体而言，公元前1000—前800年，玛雅低地社会还处于村落水平，并无超群体的组织。这些社群由生活在小型家户中的核心家庭组成，很可能通过仪式纽带团结在一起。
从大约公元前800年起，具有天文与仪式功能的新型纪念性建筑E-group传播开来。这类建筑可能源于奥尔梅克文化，建筑里经常发现有献祭用品。其空间分布表明了一批新兴政治实体的景观（西瓦尔、埃尔帕尔马、纳克贝、纳兰霍、尼克斯顿·奇齐、圣巴托洛、蒂卡尔和瓦夏吞）。
我们发现，玛雅低地在公元前700—前600年间人口和社会复杂性快速增长。与之相伴的是纪念性建筑的巨大投入、聚落等级的确立、长途贸易和手工艺生产的增加以及复杂符号系统的成形。米拉多盆地的遗址（如纳克贝、埃尔帕尔马等），在公元前500—前400年间修建了大型金字塔。此外，瓦夏吞、蒂卡尔、西瓦尔、纳兰霍、亚克斯哈和尼克斯顿·奇齐等也是佩滕地区重要的中心。最早的纪念性石雕是不加装饰的石碑和祭坛，有时被安放在E型建筑群的中轴线上。
赖斯和皮尤根据遗址规模和E型建筑群数量，划分出佩滕伊察区三级聚落：（1）尼克斯顿·奇齐核心区占地110公顷，有三个E型建筑群；（2）次级中心占地10公顷，拥有一个E型建筑群；（3）乡村聚落。在霍尔穆尔河谷，类似的三级聚落以西瓦尔为首，有5个E型建筑群，暨各有1个E型建筑群的8个次级中心。三级系统也见于尤卡坦西北部，包括村寨、拥有中等公共建筑的乡镇和大型中心遗址（克斯托博、昆切等）。其仪式活动主要依赖球类运动，但佩滕地区的球场极为罕见。
理查德·汉森指出，“形成中的行政贵族”以通过不同方式敛财、开采自然资源、组织精耕细作与强化劳动为特点。其中，农业的精耕细作包括从附近沼泽搬运大量淤泥，堆积在高档建筑群附近的梯田与农田里。
遗址层面聚落形态的转变反映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大约公元前400年，核心家庭的家户被所谓的“普拉祖埃拉”（或庭院）取代，它们由2—6座房屋构成，住着延伸家庭的家户。它们的出现，很可能是由形成中的贵族强化资源开发而造成的。
前古典晚期（前350—150）。此期玛雅文明达到了第一个高峰。危地马拉北部先前发掘与最近激光雷达勘测的结果，证明了古典晚期建筑修建（金字塔、堤道、防御工事）的可观投入与景观改造（农业与防御的遗迹）。
建筑的主要发展是三元建筑群的出现，有的就覆盖在先前的E型建筑群上。公共开放空间转变为限制出入的建筑复合体，很可能标志着社交距离的持续扩大。另外一项重要创新是，以雕刻面具式样的带饰代表最重要的超自然物体，如主鸟神、有灵圣山等。他们将金字塔视为万物起源之山，是食物、水和生命之源。
危地马拉北部米拉多盆地的埃尔米拉多在公元前300年到公元150年间是最大的玛雅遗址，占地面积超过400公顷。公元前4世纪短暂中断后，该遗址建造起高40—70米、底面积达600×300平方米的巨大建筑。类似建筑也出现在米拉多盆地其他地方（纳克贝、瓦克纳、廷特尔、苏尔纳尔等）。最密集的建筑项目始建于约公元前150—前130年。大约公元前350年，三元建筑群开始出现在西瓦尔，且每隔80—100年就进行一次重建。这证明了资源和劳动力的高度集中。瓦夏吞和蒂卡尔是佩滕中部两个彼此竞争的中心，瓦夏吞纪念性建筑的规模似乎更大。
米拉多盆地聚落形态的考古材料从未充分出版。霍尔穆尔河谷证明有四层聚落等级。西瓦尔拥有2000—5000人，半径3公里内生活着多达10000人。西瓦尔半径12千米范围内约有20个祭祀和行政中心，可分为两级。次级中心有E型建筑群、三元建筑群、球场、宫殿以及与外部纪念性建筑群相连的堤道，有的也与西瓦尔相连。三级中心环绕着次级中心，建有一个小型E型建筑群和一个中等贵族住宅群。聚落等级最底层是农村社区和规模不等的小群体。在佩滕诸湖中部的亚克斯哈地区，聚落是否建有E型建筑群，是亚克斯哈这个占地100平方千米的政治实体与其他政治实体的区别。
等级也能从堤道系统的结构来推断。米拉多盆地遗址间与遗址内人为筑高的堤道（“萨克贝”，又称“白路”）出现在公元前400年，修筑高峰期在公元前300—前1年。激光雷达勘察证实，遗址间堤道主要与前古典期聚落中心如西瓦尔、圣巴托洛相伴。其中一些堤道长22千米，宽10—20米。埃尔米拉多实际是整个米拉多盆地堤道系统的中枢。霍尔穆尔河谷遗址间的堤道将西瓦尔与各次级中心连接起来。
墓葬等级形态在前古典晚期确立。蒂卡尔和瓦克纳在公元前200—前50年间已有正式建造的王室墓葬。霍尔穆尔河谷的次级中心遗址中也有一些高等级墓葬。
前古典晚期玛雅象形文字出现。中美洲瓦哈卡或墨西哥湾等地，早已使用奥尔梅克文字。最近对圣巴托洛出土彩绘文本的研究可将它们上溯至公元前3世纪。这些文本主要是壁画和各种可携物件上的彩绘铭文，后者包括胸饰、吊坠、石雕像、祭祀血书。纪念碑铭极为罕见，有些早就已毁。可携带文本主要用作财产报告，也记录历法仪式、国王登基和放血仪式。它们经常提到国王或“阿贾”（“大声说话者”“发号施令者”），但不提其他贵族或官员。看来当时已有正式的国王称号（所谓“徽章符号”）。它们根据该政治实体主要中心之名而定，如“卡奴尔·阿贾”、“卡奴尔王”（迪齐班切）、“巴克斯维茨·阿贾”、“巴克斯维茨王”（苏尔顿）等。也有几个王朝使用非标准称号，可能反映了更古老的方式。
前古典晚期王权意识形态的中心主题是玉米神成为第一位国王的神话。它详细表现在圣巴托洛的壁画上。其高潮是从天国降临的主鸟神落败，并被剥去王袍。随后是玉米神堕入阴湿的冥界，起死回生，被加冕为首位统治者。圣巴托洛历史上的国王吹嘘自己是被加冕的统治者，与玉米神登基为王相提并论。
近年来，一些学者倾向于将中美洲早期复杂政治实体定义为“王国”，而不具体区分它们是酋邦或国家。其他学者则强调，早期国家在公元前8世纪就已出现。但材料显示，明确的门槛约出现在公元前350—前300年之间。此后，玛雅诸政治实体的面积和人口不断扩增，等级愈加复杂，使用象形文字，并发展出独特的王权意识形态模式。前古典中晚期过渡的重要性，对古代玛雅显而易见。据传，像纳兰霍、瓦夏吞与苏尔顿等最古老的重要王朝，年代可上溯至公元前300—前250年。其他王朝（埃尔秘鲁和蒂卡尔）较晚，创建时间约在公元1世纪。
前古典中期晚段（前600—350）。玛雅政治实体可定为复杂酋邦，以三层聚落等级、精耕细作农业、纪念性建筑和初步城市化为特征。最初的早期国家形成于公元前4世纪和前3世纪，它们有四层聚落等级、大型和复杂的城市中心、各种类型的纪念性建筑等。这种复杂性显示，当时已有行政官员与朝臣的存在，但他们只见于古典期的象形文字铭文中。
玛雅首次崩溃（100—200）。公元150年后，埃尔米拉多、纳克贝与西瓦尔等重要中心被废弃，再未恢复。在西瓦尔和蒂卡尔，有战争加剧的证据（筑墙、焚烧等）。蒂卡尔与瓦夏吞等其他中心，在公元150—250年间也衰落了，但后来又恢复了它们的地位。有些政治实体恰在这个动荡年代崛起。如根据伊茨默特王朝传统，这个中程王国建立于公元200—220年间。很可能是一些复杂因素，包括地貌改变（水位下降）、气候变化与军事竞争加剧，最终引发了这场危机（见表1）。
四、贝宁王国
位于今尼日利亚西南部的西非贝宁王国，作为一个大型网状政治实体形成于13—15世纪中叶。它始于第二王朝的肇建，并延续到15世纪晚期至17世纪初区域性超级大国“贝宁帝国”形成。15世纪晚期，贝宁已从第一王朝时期的复杂酋邦——在最强大酋邦领导下的一群酋邦，发展为一个巨型社群，其结构能用4个同心圆组成的一个倒锥体加以描绘。这些“圆圈”的前三个分别是扩展家庭、社群、酋邦，最后是最大的“圆圈”，它是把上述三层小圈包括在内的整个王国。只有巨型社区才是真正的“中心”，它“凌驾于”所有社会政治组成部分之上。这个中心建立了真正有效而稳定的超酋邦权威——奥巴制度与拥有各类头衔的酋长；其最重要部分在15世纪晚期已经确立。正是这点，成为贝宁城和其他数十个原始城市争夺全贝宁中心地位的决定性“理由”。正是这个转变，使贝宁城变成了一个城市，而其他原始城市最终降格为大型村落。
从奥格伊索时代开始，这个巨型社区就继承甚至强化了复杂酋邦的特征，并以平序族群（ethnic heterogeneity）和贵族不劳而获为特点。但是两种社会类型的差别确实是根本而又显著的。尤其是与奥巴及典型复杂酋邦的统治者相反，奥格伊索并无正式和合法实施强制手段的机构。不过，巨型社区不仅有别于复杂酋邦，也异于国家。整个奥巴王朝时期，社区始终是贝宁社会的样板制度。因为社区以延伸家庭的亲属关系为基础，于是整个超复杂社会主要不是以地域（超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结果，没有专业行政人员不靠裙带关系上台，并在官僚的阶序上仰仗上司之鼻息。尽管巨型社区机构凌驾于地方社区和酋邦之上，并建立起它们的政治主导地位，但贝宁社会从根本上讲仍是公社，地域关系并无超越亲属关系的优先地位，甚至那些最高级别的总督也无法成为专门的行政人员或官僚。
建立贝宁王国的比尼人拥有一些储存与传递社会、政治、文化等重要信息的有效手段，但从未发展出一套文字系统。因而，他们也从未有成文法律。但贝宁却有一套以习惯法与统治者口头法令为基础发展起来、以解决不同社会层面重要问题的完备而清晰的法规系统。这套法规系统随政治实体的日益成长而发展，并在15世纪晚期贝宁整个制度体系形成之际，成为连贯而涵盖所有方面的系统。同时，贝宁已不再是非国家社会。其整体社会文化和政治复杂性的发展高度，与各种归于所谓“早期”和“原始”国家或各种理论提及的其他国家相比毫不逊色。
奥格伊索的疆域为4500—5000平方千米，奥巴在此基础上扩张他们的领土。口述传统、考古学和民族志及其他所有证据表明，一直到15世纪中叶，扩张战争和移民发挥着同等的作用，并从一开始就携手并进；而贸易只是在15世纪中叶这个过程的最后阶段才变得重要，但此后变得极其重要（与邻居和欧洲人的贸易）。
首任奥巴埃维卡就曾对居住于尼日尔河三角洲及贝宁东部的西伊格博人发动过一次军事行动，并支持向北部库库鲁库地区移民。埃维卡去世后，其子奥莫罗迪恩争夺王位失败，被迫带领追随者离开，在贝宁北部伊比奥萨孔人的土地上建立了乌沃卡聚落。奥巴王朝第四任奥巴埃维多将其居所从乌扎玛众酋长直接控制的贝宁城区搬到另外的地方，并修建了坚固的宫殿，直到英国殖民者将其捣毁。这个故事被考古证据所确认，故可视为贝宁建造纪念性建筑的开端。埃维多本人奉行侵略性的外交政策，他的长子奥布博不止一次对西伊格博人发动长期的军事行动。这些政策规模更大，根基也更牢固。
继任者奥巴奥古拉，是奥布博的弟弟，他以对强大邻居乌多的征战而闻名，并制止和逆转了后者对贝宁的侵略。最终，奥吉奥博将军的贝宁军队占领了乌多，并被任命为依附于奥巴的乌多新统治者。奥古拉也鼓励向人口稀少之区移民。奥古拉之子乌达格贝多统治时期，贝宁向外移民的规模更大。他们除了按照传统朝着尼日尔河三角洲移民外，还首次向西部移民。通常，大多数移民由奥巴的儿子们领导——以这样的方式可以暂时解决人口过剩和权力之争的难题。后续的奥亨和埃格贝卡统治时期，移民继续。尤其是埃格贝卡统治时期（14世纪晚期），迁往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的贝宁移民成为现代乌尔霍博人群的基础。
第一“奥巴战士”、伟大埃瓦雷王统治时期（约1440—1473），该国变得幅员辽阔和人口众多，仅军队就有20000—50000名战士。口述传统讲述了埃瓦雷征服诸多聚落的事迹。埃瓦雷则用军事与汹涌移民的手段，开始了广泛而系统的扩张。通常，以执行夺取土地任务的部队为基础永久驻军，或从贝宁向所征服的土地移民。在埃瓦雷时代，贝宁多方向扩张极具战略意义：向东到尼日尔河右岸的伊格博人和伊乔人之地；向南到海边；尤其向北和西北方向扩张到约鲁巴人居住的埃基蒂、伊耶沙和翁多等地。
埃瓦雷的将领们在约鲁巴地区攻城略地，最终征服了位于最西部和北部贸易要道十字路口上的城镇奥沃和阿库雷——并直达约鲁巴与努佩地区，可能还到达了豪萨镇和博努镇。扩大与远近邻居的贸易联系，在几个世纪里为贝宁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新财富。首先，对外贸易被用来充实和增强中央政府。很可能从15世纪下半叶开始，各方贸易都已经掌握在由奥巴资助且由宫廷首领所控制的专门团体成员手中。尽管一些研究者强调，此类贸易团体只是到19世纪才出现，但毋庸置疑的是，外贸活动已由奥巴掌控，而越往后，有头衔的酋长参与越多。15世纪晚期以来的贝宁—欧洲关系史为此提供了有力的证明。
埃瓦雷时代见证了贝宁巨型社区政府系统的成型。此后，它基本不变地延续了4个世纪，直到1897年被英国人占领。与此同时，埃瓦雷时代也成为贝宁“帝国”史的初始阶段，其全盛期一直延续到17世纪初。在“帝国”时代，贝宁社会最初的地方性和公社性与专横的政治和文化话语发生了矛盾。然而，形成和管辖“帝国”的原则与制度（并不罢黜征服土地上的当地统治者，奥巴的亲属和追随者迁移到人烟稀少之地，贝宁的管理人员并不住在“殖民地”而是住在贝宁城里，复制贝宁支持奥巴权威的相同意识形态“支柱”）证明，在英国占领之时，贝宁仍然是一个由社会政治各不相同的“行省”参加的巨型社区。该巨型社区设法吸收并“重新诠释”那些专横的话语元素，它们可能看起来与本质为地方形式的社会政治结构格格不入。
贝宁巨型社区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面积相当广阔的疆域与多层次的复杂社会秩序整合到一起，并建立在得到领土原则补充的改造过的亲属框架之上。这个框架的背景从该社群继承而来，其“纵向”组织起来的延伸家庭不仅在内部保留着亲属关系，而且彼此也用邻里间的“横向”联系作为补充。
于是，贝宁社群以亲属关系和邻里关系交织为特点，并以亲属关系为主导。以社群作为样板机构，贝宁王国的形成方式就是把超社区的社会政治机构与社群的机构相提并论，其中基本的社会联系是亲属关系（长辈—晚辈）。这对本文的讨论特别重要。其中，户主的作用毋庸置疑。
地域纽带的重要性在巨型社区形成过程中与形成后都显著增强,但这种纽带建立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亲属关系和社会政治组织的现实之上。亲属关系是整个政府系统的底色，从基层贯穿至顶层。在比尼人的世界观中，社群永远是整个宇宙的中心。更有甚者，比尼人认为唯有公社社会能与宇宙的结构比肩。因此，当王国超级复杂的社会政治结构产生时，社区不仅保存了自己，且在整个贝宁历史上一直是样板，是包罗万象的社会政治机构，是真正的社会中心。尽管在它上面建立了许多复杂的层次，但它仍在复制巨型社区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子系统时，以及协调其转型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
由此可以断言，巨型社区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大型政治实体，是国家的一种另类网络选项。它表明，在向前进化的步伐中，以酋邦为基础的政治实体要免于崩溃，并非只有成为国家一种可能。这一步的本质是将亲属关系的大家庭社区样板扩展到多个超社区的层次，而整个社会的涵盖范围仍然是从地方层次直接向上延伸。13—19世纪贝宁王国就是一个绝佳的例证，但绝非唯一的例证（见表2）。
讨论与小结
早期（原始）国家可在各类自然环境中形成。国家起源会受到各种因素影响，如生态、农业、人口增长、内部冲突加剧、发明、传播、战争与征服、外部影响、长途贸易和意识形态等。但上述各因素没有一个是主要的和无处不在的。政治实体的产生是受各种因素影响的复杂过程，取决于各种随机变量的结合。
最近应用大数据分析的结果显示，向国家形态的转变倾向于发生在人口不到10万的政治实体中。但也有明显的例外，如游牧帝国或大型农业社区。这些政治实体无须形成官僚体制就能把大量群众团结起来。
与构建等级社会（酋邦、早期和成熟国家）并驾齐驱的，是另一种社会进化方向或路线——采用平序或合作策略的社会。这些策略见证了社会类型的两种极端变体：一端是酋邦和国家，另一端是复杂的平序社会。两者之间则是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形式极为多样的政治实体。这表明社会进化始终是多线的。
尚需强调的是，不仅在社会网络大群体与合作大群体之间，而且在它们内部也有许多选项。基于网络策略的“早期国家”，就其定义而言，并非前工业化阶段网络超级社会唯一可能和已知的形式。
大约公元前800年形成的玛雅诸政治实体，并没有等级结构、贵族控制或集权的证据。复杂酋邦在公元前600—前500年发展起来，并在公元前3世纪到前2世纪迅速转变为早期国家。前殖民时代的贝宁沿一条不同的路径发展。贝宁巨型社区的复杂性及其“网络取向”不亚于玛雅早期国家，但却不能将它说成是一个国家，因其建立在投射到超社区政治整合的亲属原则之上。亲属关系优先原则会抑制官僚体制的形成，而无官僚体制即无所谓国家。巨型社区并非采用合作策略的早期国家，而是网络策略的另类选项。
巨型社区类型社会中，王权机构“被当代人理解为将他们熟悉的结构从非国家组织转变为更高的管理层次”，“成为一种建立在传统社区之上、但仍考虑它们性质的超级组织”。此种社会曾广泛分布于前殖民时代的非洲、古代和中世纪的南亚与东南亚。因此可以这样说，巨型社区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类型，是国家的另类选项。这表明，酋邦一类政治实体在演进的方向上，并非只有成为国家一种可能。
人们通常认为，文字在官僚制度的形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主要功能是实用性和行政管理。但在玛雅文化中，早期文字主要与祭祀和意识形态相关，在行政领域的作用并不明显（尽管有这种推测）。当然，这可能是由于文字材料保存情况不同造成的。显而易见，文字本身不足以作为国家的标志。在热带非洲，除了巴穆姆苏丹国曾在19世纪末发明了自己的文字外，所有早期国家都没有原创的文字系统。但在此时，其政治实体已被纳入德国的喀麦隆殖民地。众所周知，巴穆姆文字的发明是外部刺激的结果。
宗教和仪式是确保贵族群体对其余人群实施有形与象征性统治的极为重要的手段。它们也是用于统一和政治整合的要素。
在玛雅低地，自公元前1世纪中叶开始，祖先崇拜似乎成了主流的祭拜形式，并持续到古典期。最初，群体认同可能是通过在E型建筑群内举办的公共仪式来表达和维持的。公元前600—前500年，神祇与自然力形象出现，标志着新意识形态的发展。到公元前2世纪，王室意识形态建基于玉米神是第一位统治者的神话。王室祖先受到尊崇，但最高神祇则在国家层面被膜拜。三元建筑群可能与后来古典期诸多玛雅政治实体中存在的三位一体守护神有关。祖先崇拜是贝宁人世界观的基础，随着巨型社区权力机构的确立和强化，最高统治者的祖先崇拜成为官方意识形态。
城市聚落和纪念性建筑是国家和文明的重要特征。所选两个案例都见证了城市化。这对历史上围绕一个城市中心及其周边区域形成的小型政治实体（以城邦国家或“诺姆”而知名）来说，尤其如此。尽管它们可能发展成更大的军事政治实体（“帝国”），但其中心城市最初的作用仍然得以保持。玛雅低地诸王国就是典型小政治实体的例子。约公元前3世纪，首都的重要性表现在这样的事实上：官方的王朝头衔（或徽章铭文）与原来的权力中心紧密相关，即便迁都，统治者仍保留着旧的徽章铭文。15世纪，贝宁从一个小政治实体发展成一个较大的“帝国”，但“大贝宁”城仍保持着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关键地位。
在两个研究案例中，纪念性建筑的位置也存在显著差异。在低地玛雅，非实用性祭祀建筑（E型建筑群与三元建筑群）的出现可作为社会和政治转型的重要标志。起初，它们与社群认同和仪式系统相关，随着酋邦形成，巨大平台和金字塔的营建就成了中心和次级统治者的重要特权。在贝宁，纪念性建筑的规模小于玛雅低地。巨大的土筑和石砌金字塔似乎反映了玛雅（及较大的中美洲）文明最明确的特征。
总而言之，国家起源的过程应该可与新石器革命比肩（指农业起源——译者注）：由于各种条件风云际会的组合，“文明”或“早期国家”某阶段一些典型标志的出现可能会有先后。因此，我们能经常见到，“文明”阶段要比“国家”制度出现得早。这表明，国家起源是多因素和多变量的过程。这一“永恒”难题研究的后续愿景将与比较研究和中程理论的建设形影相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