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月20—21日，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与克里特大学在克里特大学雷西姆农校区研讨室联合主办以“中国与希腊：从古代到现代”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会议持续两天，议程分为三个部分：一、古代中国与古典希腊（主持人：梅丽娜·塔米奥拉基教授）；二、现代社会：比较视野下的研究（主持人：格拉西莫斯·卡鲁勒教授）；三、现代历史研究（主持人：安东尼斯·安杰拉基斯教授）。
会议伊始，克里特大学国际关系与远景展望副校长、古希腊文学教授梅丽娜·塔米奥拉基和克里特大学哲学院院长、现代希腊文学教授安吉拉·卡斯特里纳基对远道而来的兰州大学师生表达了热烈欢迎并致开幕词，克里特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尼古拉斯·瓦菲亚斯教授主持开幕式。
梅丽娜·塔米奥拉基教授
安吉拉·卡斯特里纳基教授
会议第一部分为古代中国与古典希腊研究，共有8位师生进行汇报。首先，由克里特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克洛伊·巴拉以《中希文明互鉴中心：使命、活动和未来展望》为题汇报了中希文明互鉴中心的历史与发展历程：2019年，四所希腊顶尖大学发起设立中希文明研究中心的讨论；2020年和2022年，古代文明中心与中希文明互鉴中心相继成立；2022年，欧盟资助“促进古希腊与中国文明研究计划”。巴拉教授特别提到习近平主席对中希文明互鉴中心理事会的回信，展现了中国领导人对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视。她还展示了双方举办的暑期学校、夏令营等活动，并期望未来两国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更上层楼。
兰州大学敏敬教授以《中国人眼中的希腊文明》为题汇报了中国对希腊文明的认知与研究，重点讨论了两国在哲学、艺术和科学等领域的深远联系。他指出尽管地理遥远，中希文明相互启发，推动了人类文明发展。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希腊文明的价值在中国日益收到重视，特别是在比雷埃夫斯港合作、哲学、艺术和考古等领域的互动增多。敏敬教授强调了希腊哲学对中国学者的影响，特别是苏格拉底的“问答法”、柏拉图的理念论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他还展望了未来的中希文化交流，提出深化学术合作、发展文化产业和推动民间交流等方向，为全球文明对话提供了宝贵经验。
敏敬教授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24级世界史研究生何宇轩同学以《道与逻各斯：中国和希腊历史建构的哲学基础》为题进行汇报，探讨了中国“道”和希腊“逻各斯”哲学概念的影响。他分析了“道”提倡顺应自然与无为而治，塑造了中国的循环性与和谐治理；而“逻各斯”强调理性与秩序，推动了希腊的科学与哲学发展。尽管两者不同，但都追求宇宙的平衡与和谐。中希哲学差异与互补性为全球性问题提供独特视角，尤其在环境保护和文化冲突领域。他呼吁加强两种哲学的比较研究，深化中希文化交流，推动全球文明共同发展。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24级世界史研究生何宇轩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22级世界史研究生马晓朵同学以《中国神话与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形象分析》为题汇报，探讨了中希神话中人物形象的差异与共性。中国神话强调“天人合一”和集体主义，如女娲补天的悲悯、孙悟空的反叛等；而希腊神话则关注个体意识和权力动态，如盖亚的创世神性、赫拉的婚姻执念等。两大神话体系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独特的神话谱系，并通过造像艺术传承文明记忆。马同学指出，数字媒介创新如《黑神话·悟空》重构东方神话，为世界展现东方美学，并呼吁以更多元方式让世界更深入理解中希神话的魅力。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22级世界史研究生马晓朵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22级世界史研究生武遥同学以《从神话到现代：希腊与中国的文化基础与合作之路》为题，研究了两大文明的交汇与合作路径。研究分析了希腊与中国神话的社会功能差异：希腊神话强调个体英雄主义与冲突变化，而中国神话则注重和谐与道德秩序。接着，比较了两国哲学核心思想的异同，希腊哲学侧重理性、逻辑与个体自由，中国哲学则关注内心启示与社会责任。他还回顾了从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的文化交流历程，展望了未来在教育、艺术和跨文化理解领域的合作。研究强调跨文化合作在推动全球文化融合中的潜力，展现了希腊与中国在全球文化多样性中的重要作用。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22级世界史研究生武遥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21级本科生杜彬同学以《‘Pater Historiae’和“太史公”： 希罗多德与司马迁生平、著述及后期影响比较研究》为题，比较了希罗多德与司马迁的生平、著作及影响。希罗多德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凭借《历史》标志性地将神话转向理性历史叙述，奠定了西方史学基础；司马迁生活在公元前2世纪，其《史记》则开创了中国史学的独立地位，通过纪传体详细记录了中国历史。两人虽风格不同，但均在方法论上具有开创性，希罗多德重实地调查与因果分析，司马迁通过人物传记揭示历史逻辑。两部作品均体现了人文主义视角，对各自文明的史学传统产生深远影响。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21级本科生杜彬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24级世界史研究生邢健睿在汇报中分析了公元前5世纪雅典家庭农场与政治参与的关系。他指出，土地改革使小农经济独立，农民通过种植橄榄、葡萄等经济作物提升效率，获得经济自主与闲暇时间，推动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家庭农场为自备武装的重装步兵提供经济支持，农民通过农业经济保障军事义务，积极参与政治。雅典地形限制大规模农业管理，土地分散提高价值，第三等级农民参与政治以保护产权。邢健睿总结认为，雅典民主政治是农业经济支撑的公民政治参与的结果，家庭农场为雅典提供军事与贸易资源，推动其成为地中海霸权。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24级世界史研究生邢健睿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22级本科生杨诚信以《从βίος到βίος - ζωή：福柯、阿甘本“生命—政治”思想史起源的一个古典学解释》为题进行汇报，提到福柯提出“生命政治”概念，指现代权力通过医院、学校等机构和公共卫生策略调控人口繁殖与健康。福柯批判传统“国家-主权”范式，认为权力是微观关系网络，并借“bios”（生活方式）强调个体自我塑造为“美的作品”。阿甘本补充福柯理论，区分“zoe”（生物生命）与“bios”（政治生命），提出“神圣人”（homo sacer）概念，即被主权排斥却可被随意杀戮的赤裸生命。阿甘本认为，主权通过“例外状态”吸纳zoe为bios，现代民主与法西斯主义便是共享此逻辑。杨诚信认为，两者分歧在于，福柯关注权力对生命的治理技术，阿甘本则从主权起源批判政治结构，理论揭示生命如何成为政治操控对象，为当代社会批判提供哲学工具。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22级本科生杨诚信
会议第二部分为现代社会：比较视野下的研究，共有7位师生进行汇报。首先由克里特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尼科斯·帕帕达基斯以《高等教育政策与就业能力：比较视阈下欧盟和中国相关公共政策的现状及全球趋势的影响》为题，探讨了中国与欧盟在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全球化影响上的差异与共性。报告分析了两国在教育改革、就业能力和社会发展方面的挑战与应对策略。中国通过高校扩张和创新政策提高了教育普及率，并聚焦毕业生就业能力；欧盟则通过EU2020战略提升了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对接，改善了毕业生就业率。研究强调高等教育在推动社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并呼吁在全球化背景下寻求教育质量与公平的平衡，回应时代挑战。
尼科斯·帕帕达基斯教授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22级世界史研究生张弘伊在汇报中比较了中希古典教育的美学意蕴，指出中国儒家“六艺”和希腊“七艺”分别体现东西方美育传统。儒家教育强调道德修养与社会和谐，培养君子人格；希腊教育侧重理性思维与个体发展，通过学科如辩证法、几何等培养公民智慧。两者共同注重美育和道德渗透，但在文化背景和教育实施上存在差异。中国根植农耕文明，重视群体和谐；希腊依托城邦自治，强调个体自由。张弘伊建议，现代教育应融合儒家道德美学与希腊理性精神，促进跨文化理解。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22级世界史研究生张弘伊
接着由克里特大学基础教育学教授佩拉·卡洛吉安纳基以《全球教育危机、可持续发展与数字公民的作用》为题，探讨了教育在全球化、可持续发展和数字时代中的多重角色及面临的挑战。她指出，现代教育体系不仅要传授知识，还要培养批判性数字公民，推动社会正义与可持续发展。教师的角色日益复杂，从“知识传授者”转变为“学习促进者”和“课程设计者”，需要具备领导力和应对社会、文化、政治变革的能力。她强调教育应关注各领域的深度融合，培养学生的全球视野、批判性思维和社会责任感，以应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并推动教育改革以适应未来社会需求。
佩拉·卡洛吉安纳基教授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22级本科生胡梓霖在汇报中分析了大兴城与雅典的城市规划，指出两者体现了信仰与权力的交织。隋代的大兴城以《易经》六爻理论布局，强调皇权正统，压缩公共空间，突出祭坛和官署等统治象征；而古希腊的雅典则依托自然地形，广场和卫城等公共建筑体现民主与人本主义，路网灵活，功能混合。胡梓霖认为，这些差异源于各自的文明特质，大兴代表农业集权，雅典则依托海洋贸易，强调公民平等。两座城市分别强化专制与民主传统，至今仍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象征中希文明的对话。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22级本科生胡梓霖
克里特大学政治科学系莫亦古博士以《希腊在中国的存在（1900—1950）》为题，介绍了希腊人在20世纪如何通过陆路和海路进入中国，并在哈尔滨、天津、北京、上海等地建立社区，对中国的文化和经济产生深远影响。希腊商人如埃马纽埃尔·扬努拉托斯积极推动中希航运与贸易，创办航运公司，并在上海担任副总领事。尽管面临外交挑战，希腊人依然通过慈善组织提供支持，维持文化身份。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希腊船东仍与中国保持紧密贸易联系，强调了希腊对中希文化交流及航运业的贡献。
莫亦古博士
克里特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埃利亚斯·乔治安塔斯在汇报中分析了全球海运贸易格局的变化，特别是中国与希腊在海运领域的合作。自20世纪90年代超巴拿马型船出现后，全球贸易路线逐步向中国转移，船舶建造不再受巴拿马运河限制。2019年超大型集装箱船的出现进一步改变了海运格局，给港口和运河带来挑战。中国与希腊在船舶建造领域的合作，形成双向战略联盟，推动中国造船业发展，并通过融资吸引外部合作伙伴。在全球海运市场中，中国通过平衡开放与自我保护，进一步拓展市场。
埃利亚斯·乔治安塔斯教授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23级世界史研究生王黎晅在汇报中探讨了“一带一路”视域下的中希民间文化交流。他指出，古代丝绸之路为中希文化交流奠定基础，“丝路”一词源于古希腊地理学家。近现代，两国因国内变革导致交流停滞，后在国际形势稳定下恢复。“软实力”和“声誉资本”等理论支撑起民间文化交流，涵盖艺术、教育、旅游、媒体等领域。然而，文化差异、语言障碍和外部干扰是挑战。未来，两国可通过政策支持、搭建交流平台、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推动文化交流深化，增进两国人民友谊。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23级世界史研究生王黎晅
克里特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安东尼斯·安杰拉基斯以《技术创新与数字转型：合作、前景与挑战》为题，强调技术创新是推动生产力、企业转型和社会经济进步的核心。新兴技术，尤其是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正在广泛应用于各领域。安杰拉基斯指出，技术的地缘政治和产业经济转型加剧，伴随“新重商主义”的兴起，影响产业链重构。国际合作在技术价值链等领域至关重要，未来的产业和贸易政策将受到多种因素制约。最后，安杰拉基斯介绍了技术创新政策、数字转型与数字政策的相关课程，涉及技术变革理论、政策工具和数字经济等内容。
安东尼斯·安杰拉基斯教授
会议第三部分为现代历史研究，共有4位老师进行汇报。首先由克里特大学历史和考古学教授安东尼斯·阿纳斯塔索普洛斯以《历史的思想用途与政治用途：土耳其的新奥斯曼主义》为题，探讨了土耳其政治如何工具化奥斯曼帝国历史，形成“新奥斯曼主义”。凯末尔政权全盘否定奥斯曼帝国传统，推行世俗化改革，但自1940年代起，宗教逐步回归公共领域，1980年代成为民族认同核心。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后，埃尔多安政府系统性重构奥斯曼历史叙事，将其简化为特定象征，强化宗教认同，塑造“现代苏丹”形象。这一做法既服务国内民族主义动员，也为区域扩张提供合法性，却掩盖了帝国多元本质，受到学界批评。
安东尼斯·阿纳斯塔索普洛斯教授
克里特大学政治科学系助理教授格拉西莫斯·卡鲁勒以《当代政治中的技术官僚政治和技术官僚精英》为题，探讨了技术官僚在当代政府中的崛起，尤其在南欧国家。技术官僚的比例从1940年代的5%上升至近12%，并在危机时期达到高峰。卡鲁勒指出，技术官僚来自商界、公共管理和学术界，凭借专业知识提高政策效率，尤其在危机应对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缺乏政党纽带可能削弱民主问责，政策可能脱离民意。他认为技术官僚化不仅是危机产物，还与政治结构变迁相关，在短期内效果显著，长期影响仍需观察。
格拉西莫斯·卡鲁勒助理教授
克里特大学历史系吉安尼斯·斯卡利达基斯博士以《20世纪40年代中国和希腊的解放斗争》为题，分析了二战后希腊与中国的解放进程。希腊在民族团结政府解体后爆发内战，美国通过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提供援助，推动国内政策并影响内战结果，使希腊成为冷战遏制共产主义的典范。中国在抗战时获得美国援助，战后美方支持国民党内战，但未能改变结局，最终共产党依靠自身力量获胜。斯卡利达基斯博士总结指出，希腊深受西方干预，而中国尽管有外部干预，最终通过自身力量实现政权更替，二者存在显著差异。
吉安尼斯·斯卡利达基斯博士
最后，由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史系刘娟平老师以《逆取顺守：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和意大利五星运动的建制化》为题，探讨了这两大民粹主义政党在执政后政策建制化的因果机制。在厘清建制化、民粹动员概念和整合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以民粹政党面临的执政压力和身份利益转变为自变量，以其被迫妥协、让步和主动维持执政局面为中介变量，建构出解释这一现象发生机制和发生过程的分析框架，并通过激进左翼联盟和五星运动的五个政策建制化案例对该框架进行展示。发现激进左翼联盟在反紧缩政策、中远收购比雷埃夫斯港等案例中的建制化动力是欧盟层面压力和履行执政责任。五星运动在增加公共开支、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等案例中的建制化原因是执政伙伴牵制、维系执政联盟和履行执政责任。作为反面案例，五星运动在难民政策上的未建制化，也是外部压力和主观需求的双重缺失所致，进一步体现了该分析框架的反向解释力。
刘娟平老师
“中国与希腊：从古代到现代”学术会议于2025年1月21日上午圆满结束，由克里特大学国际关系与远景展望副校长，古希腊文学教授梅丽娜·塔米奥拉基和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刘娟平老师进行回顾与总结。会议中，双方师生交流充分，会议氛围友好愉快，不仅促进了两校师生的智识互鉴，也生发出两校师生友谊的萌芽，双方共同约定再会于黄河之畔。
撰稿：杜彬、王黎晅
摄影：武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