壁上千年 胸中万壑 ——专访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张善庆

来源:admin发布时间:2025-11-25 09:18访问量:538

2E67EC1FB1CF44C99FA2CB095F625822.jpg

张善庆参观宁夏固原须弥山石窟

大漠孤烟,长河落日,丝绸之路的驼铃声穿越千年,在甘肃的群山峭壁间留下了不朽的文明印记。石窟艺术,这朵绽放在岩壁上的奇葩,承载着东西方文明的交融密码,记录着中古社会的沧桑变迁。而在这些艺术瑰宝的背后,是一代代学者倾尽一生的守望。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敦煌学研究所教授张善庆,便是其中一位。

梦起敦煌

缘分的种子,往往在年少时便悄然埋下。张善庆自幼钟情绘画,中学时代,他首次临摹敦煌壁画,那些飘逸的飞天、庄严的佛陀,早已在他心中种下一粒种子。

2000年,张善庆考入兰州大学,一次在甘肃省博物馆偶遇的敦煌石窟临摹作品展,让他猛然惊觉,——那颗丝路上的明珠,原来就在脚下的这片土地。

从大三起,张善庆开始系统性研读石窟图像相关书籍,学术的大门就此敞开。2003年暑期,命运的齿轮再次转动,他跟随敦煌学专家、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炳林等老师赴河西走廊考察,参观的第一个洞窟是马蹄寺石窟,这也是他人生中踏入的第一座石窟。幽暗的洞窟中,壁画静默,塑像庄严,仿佛时间在此凝固。冥冥之中的机缘,让他在保研后仍师从郑炳林教授,硕博连读期间,马蹄寺石窟群也成了他博士论文的核心选题。半生耕耘,从少年临摹到学术深耕,这份对石窟艺术的热爱,早已融入他的血脉。

学术探微

张善庆的研究,始终围绕两个核心:佛教艺术的中国化以及石窟图像与寺院仪轨的关系。在他看来,敦煌石窟不仅是艺术的宝库,更是文明互鉴的见证。

“敦煌石窟是集绘画、建筑和塑像三位一体的艺术载体。文明互鉴交流在这三者身上都有体现。”张善庆说,“典型代表是莫高窟第285窟。中国汉地墓葬图像、佛教图像、道教图像交相呼应。西亚、中亚、印度和中国的元素相映成趣。”

而甘肃地区的石窟艺术,更有着从外来风格到本土化发展的清晰轨迹。“佛教艺术起初是随着佛教的东传一站一站向东传递,这是一种传播方向。后来又出现了佛教艺术西向回流现象。代表性案例就是,北魏孝文帝改革之后,佛教造像逐步形成秀骨清像、褒衣博带的风格,这种风格一旦形成,由于帝都的影响力,辐射到全国各地,随后远在千里之外的敦煌也出现了这种风格。这就是典型的佛教艺术西向回传,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创新性。”

在张善庆看来,石窟造像不仅是佛教艺术的见证者,也是中古社会历史的真实记录者。“任何艺术的创作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敦煌石窟虽然是佛教艺术的殿堂,但是画工在营造石窟的时候,创作的元素不可能脱离时代。因此我们在佛教经变画中看到了中国唐代社会、宋代社会、元代社会。”

他举例说明:“虽然西方净土变描绘的是佛教典籍中的极乐世界,但是我们在这些经变画中看到了巍峨华丽的楼阁建筑。这些建筑可能不存在于敦煌,它们也许来自长安传来的画稿。因此现在长安大明宫虽然早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我们似乎可以通过净土变,看到大明宫的影子。”

A412B2063DC3416089E1428AC388487D.jpg

莫高窟第285窟

石窟群像

甘肃大地上,莫高窟、天梯山、麦积山、炳灵寺、马蹄寺等石窟群星罗棋布,共同构成了中国佛教艺术的壮丽画廊。“敦煌石窟是一部佛教艺术的百科全书,而甘肃石窟整体就是一个恢宏的佛教艺术画廊,走遍甘肃,就能把握中国佛教艺术的发展脉络。”张善庆说。

“这些洞窟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都创建于十六国时期,却各有特色。”将甘肃石窟比作“佛教艺术画廊”,张善庆如数家珍:永靖炳灵寺第169窟因拥有内地最早的确切开窟纪年题记,成为研究的“标尺窟”;天梯山石窟作为内地最早的皇家石窟群,其“凉州模式”直接影响了云冈石窟的开凿;莫高窟延续千年,包罗万象;麦积山石窟以独特泥塑工艺,被誉为“北朝泥塑博物馆”;马蹄寺石窟群则见证了汉藏佛教艺术的深度融合,在北朝与元明清时期达到艺术巅峰。它们在不同时代各有消长,如同一曲此起彼伏的交响乐,奏响了佛教艺术的千年华章。

功能空间

在张善庆看来,石窟不仅是艺术载体,更是功能空间。在长期研究中,张善庆结合北朝和唐代洞窟,提出了内修型和外弘型洞窟的概念,将石窟窟龛分为功德性和实用性两类。功德性窟龛多为小型,实用性较弱,属于“奉献式艺术”,核心在于“图像的制作”而非“观看”,即便部分空间较大,也可能仅为单纯的功德营造。

实用性窟龛则与寺院仪轨紧密相连,兼具内修与外弘双重功能。内修侧重僧伽自身修行,外弘则方便僧众说法传教。“石窟开凿耗资巨大,僧团必然会考虑空间的有效利用,而部分洞窟形制也决定了其功能并非单一。”张善庆解释道,内修与外弘并非截然分割,同一个洞窟可能偏重于某一方面,也可能两者并重,尽显石窟功能的多样性。

薪火相传

谈及敦煌学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张善庆院长满怀憧憬。“一是学科交叉需要更加深入。石窟研究不再是图像个案研究,更应该扩展到图像组合、图像和空间、洞窟组合乃至石窟群与丝绸之路聚落的组合研究。二是非汉语文献的深入探讨。该项研究不再拘泥于文字释读,更要导向丝绸之路社会历史、文明互鉴交流等更加广阔的研究领域。三是数字技术的应用。在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时代,敦煌文物的数字化回归乃是大势所趋。其次,大数据使用,将会协助学者更加全面深入地透视敦煌。四是敦煌学研究必须深入阐明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展示敦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诠释丝绸之路文明互鉴的发展史;推进冷门绝学敦煌学保护传承,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是张善庆对年轻学者的期许,也是他自己的学术坚守。从少年与壁画的初遇到如今深耕石窟研究,他用半生时光践行着对文化传承的承诺。那些刻在石壁上的图像,早已不仅是图像,而是穿越千年的信使,携带着历史的重量、信仰的温度、文明的对话,缓缓走入今人的心灵。

转载自:《华夏文明导报》,原文链接:https://dazzle.gstv.com.cn/pages/details/details.html?companyId=96C90ABAFF9A48A7&productId=063DD3A8567E4FEC8B11E66128D24764&docid=A00742A45E8D4DCB9F53D165EF9B0D85&isNew=yes&downloadTips=true

返回原图
/